专访丹麦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马伟拓：丹麦的医疗产业

来自机构Healthcare　Denmark的数据显示，2050年，欧洲将有超过60%的人口年逾六十。而目前，西方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患有慢性病，到2020年，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患有一种以上的慢性病。这无疑会给医疗投入和社会成本增加不小的负担。未来的中国，也将面临相似的压力。丹麦作为最先感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之一，其全民医疗和电子医疗方面的经验对中国的医疗体系建设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经济观察报专访了丹麦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马伟拓（Victor　Malecki）。

记者：丹麦推广电子医疗有多长时间了？

马伟拓：一些医药公司进入中国已经很多年了，比如诺和诺德20年前就进入中国了。后来一些丹麦公司也陆续进来了，在广东珠海有大量生产。从丹麦政府的角度而言，政府希望自身在鼓励企业进入中国时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

记者：有多少中国企业在丹麦的医药行业有投资？投资丹麦的医疗行业会有很高的回报吗？

马伟拓：目前我们还在早期，虽然我不敢说有多少中国企业已经在丹麦的医药行业进行了投资，但我能感觉到很多企业都非常感兴趣，包括中国政府也希望了解丹麦的医疗健康体系。所以，未来毫无疑问会有更多的投资和活动走向丹麦。我自己就认识不少这样的中国企业。

投资丹麦的医疗企业，投资者获得的不仅是丹麦的市场，还有很多数据、技术、与其他国际医疗企业的合作。丹麦的医疗体系发展得非常完善，而且丹麦的位置非常好，离欧洲的各个国家都很近。

记者：丹麦的医疗产业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马伟拓：第一个是电子医疗，把IT技术运用到医疗领域。在欧洲，英格兰、苏格兰和丹麦是这一领域的前三甲。丹麦的医疗基础设施、数据传输、病人监控等方面非常先进。第二个是丹麦有世界一流的制药企业，他们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很多顶尖的实验室。我们有欧洲第三大新药研制系统。第三个是丹麦正在建立的医疗基础设施。丹麦已经有59所超级医院，计划在2020年之前再建5所超级医院，并为11所医院更换更先进的设备和仪器，未来会为患者提供现代的、价格合理的医疗服务。

记者：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健康医疗市场？

马伟拓：很难比较中国和丹麦的医疗健康市场，中国有13亿人口，丹麦只有560万人口。我们对中国医疗市场的理解，在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系统也比较碎片化。不过在当前，政府有很多改善医疗的计划，每个省也在打造更现代化的医疗体系。每次我和中国卫生部、药监局的官员会面，都能感到中国政府迫切地想建立现代的、可持续的和价格合理的全民医疗体系。

记者：丹麦的哪些技术和经验可以为中国所用？

马伟拓：我们有很多技术是很好的，但在丹麦运作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就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很希望和中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这样，一些从丹麦引进的技术将带上“中国特色”，更加适合中国市场。我们并不期待一些丹麦的电子医疗技术引进中国的医院后，从第一天开始就运作得很好，合作关系需要政府和企业、医院的共同参与。

电子医疗技术应用的基础是一个强大的电子记录系统，建立起病人病历的强大的数据库。这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具备条件，甚至北京都不具备，但一些医疗系统的软件是可以应用的，它们可以更好地帮助医生诊断。

记者：丹麦在寻找什么样的中国投资，希望中国企业购买丹麦的医疗技术，还是希望中国企业去那边投资？

马伟拓：这两种方式都希望有，希望中国企业可以和丹麦企业、科研机构形成合作关系，并与丹麦官方合作，让企业间的合作更加顺畅。这是长期合作。目前，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在丹麦有明显动作，比如基因研究院BGI，未来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有这样的合作。

记者：有些中国企业家认为，在丹麦投资医疗行业成本高，周期长，你怎么看？

马伟拓：这是事实。不过，如果你看看中国国内的制药企业，就会发现它们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先进，它们也在迎头赶上跨国公司。但考虑到一些特定的技术以及输送通道，会有些专利许可的机会帮助这些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快走向国际有竞争力的地位。

记者：丹麦制药企业是如何克服研发成本过高且风险大这种困难的？

马伟拓：2007年之后，世界经济危机让丹麦的生物和医药企业很难收到研发投资，所以这个行业出现了资金短缺，这是个全球问题。所以，后来这些企业就在寻找新的获取资金的方式。但是，最近对生物医药的信心又回来了，我们看到很多丹麦的基金，像NOVOL　AS，已经开始扩大对生物医药的投资。很多制药企业也开始更多地投入研发。人们对短期难以看到回报的项目总有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投资的是有前景的药物研发项目，可以进入市场，那回报肯定是很高的。

丹麦的制药企业现在对于日本、美国以及瑞士等一些欧洲国家的合作非常积极，未来我们也希望看到和中国企业合资、合作。中国的医疗体系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改革通道，这对丹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记者：你能看到哪些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风险？

马伟拓：丹麦的企业对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状况非常了解，但他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对此目前越来越重视，相对于10年到15年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越来越复杂和精巧，很多中国商人也在以一种更尊重知识产权的方式与国外企业合作。所以，知识产权风险正在日益减小。不过，要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透明的知识产权系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另外一项风险是，想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来中国，要花费很大精力和努力和中国当地的企业和监管机构建立很强的联系，否则合作会很难。所以，我们也提醒丹麦企业，要把眼光放长远，和中国建立起长期合作，追求长期回报。

记者：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医疗体系会面临一个问题：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而社会医疗支出的增加却很有限，所以，人均享受的医疗资源会相应稀释。你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吗？

马伟拓：现在中国的医疗体系，重点是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中国需要的是安全的、高质量的设备。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者已经能够负担起价格更高的医疗服务，他们对质量的要求更高。这无疑会让医疗成本上升，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解决的一个办法就是运用科技的力量，比如电子医疗和远程医疗。如果患者可以在更多的时候自己在家治疗甚至自己做一些小的诊断，那么医疗成本就会大幅下降，比如应用可穿戴医疗设备，应用智能手机和一些医疗应用。

丹麦90%的患者并不去医院，他们会去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会视情况给病人开药，或者将病人推荐到某个专科医生那里。在中国，大部分患者需要直接去医院，还要排长队，医生也非常忙，花费在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也会非常有限。如果有了初级的医疗体系，也许很多患者就不用去医院了，他们可以从家庭医生那里获得合理的建议和咨询，也不用跨越好几百公里去另外一座城市就医，这也会降低治疗成本。不过，这也需要扩大医疗容量，培训更多的全科医生、护士。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医疗体系来说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角度。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