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如何感染了上百万中国人_医疗健康

2019

02/28

09:45

悦奔一生医疗健康

2018年11月23日，国家卫健委就召开新闻发布会，截止2018年度，我国存活艾滋病感染大约在125万，预估新发感染者每年8万例左右，从1985年中国境内发现第一例HIV感染者病例，究竟是如何扩散到百万人感染的呢？

中国第一个HIV感染者

1985年的6月3日，一名阿根廷病人因为严重的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就诊当天下午，患者已经出现严重的呼吸困。

患者为阿根廷人，15年前定居于美国洛杉矶，曾出现PCP肺炎（一种艾滋定义疾病），并承认有过男男性行为。第二天，当时的内科副主任王爱霞教授为阿根廷病人会诊，最终诊断为艾滋病。

他是中国境内所发现的第一例HIV感染者。不幸的是，在那个HARRT尚未问世对艾滋病治疗尚无经验的年代，那名艾滋病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当时距离世界上发现的首例HIV感染者，仅过去了4年，国内很多专家并不相信，这种病例会在中国境内出现。

同年，在浙江省，也发现了一例外籍HIV感染者。在这之后5年时间，中国境内陆陆续续发现HIV感染者，多为散发，感染为传入性，多为海外华人以及其他外籍人员。

我国第一次发现本国国民感染HIV是在1988年，因使用进口凝血因子导致了浙江的4名血友病患者被感染。

34年过去了，发现从第一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到如今上百万人被感染，这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来自金三角的威胁

曾经的瑞丽——地处云南省西部，德宏州西南部。这个不大的小城里充满了毒品、偷盗、抢劫、性病、艾滋病和大家早已见怪不怪的死亡......对有的人来说，这里是天堂，有着最廉价的毒品；这里是地狱，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奈地迎接死亡......

云南省瑞丽的游客多数都是到缅甸边城赌场试运气的赌客、寻找缅甸玉石“赌石客”和走私海洛因的毒贩。靠近缅甸、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瑞丽已经成为走私海洛因的主要市场。

贩毒集团每天都把大批毒品运到云南省会昆明，从昆明再贩卖给国内瘾君子或进入日本、俄罗斯和欧洲市场。

瑞丽中缅边境的性工作者

早在80年代，云南省政府就已经感到了毒品和艾滋病这对瘟神“兄弟”的威胁。云南邻近世界著名毒品基地——“金三角”，这个基地及境外靠我国一侧地区，年产鸦片约300多万公斤，数十个海洛因加工厂年产海洛因4万多公斤。而那几年，国际贩毒集团力图把云南作为新的贩毒通道，对云南的毒品渗透愈演愈烈，致使一些边境地区吸毒者、尤其是静脉注射毒品者剧增。

这部分静脉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成了因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度危险人群。

从1987年起，云南省的卫生防疫部门开始对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除静脉注射吸毒者外，还包括性工作者、性滥交者及部分流动人口)进行艾滋病血清学监测。到1989年9月，共监测1800多人，没有发现感染者。而到了10月份，在对原瑞丽县的一组人群监测中，一下子发现79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1989年年底，这个数字上升到146名。[1]

截止1991年，云南的HIV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德宏州，其主要传播途径是静脉注射吸毒，占79%。配偶受感染的1992年以前只有2例，1992年即查出6例，呈上升趋势。HIV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提示，云南德宏州静脉吸毒者的HIV特性与泰国相同，即有北美株和非洲株相同的特性，认为是从泰国经缅甸传入云南边境的。[2]

在这之后，云南的艾滋病毒搭乘着毒品的顺风车，前往了全国。

不检测HIV的供血

1988年9月22日，健康报第2854期第二版刊登了美国的一篇译文，其文中指出“供血毫无危险，人们不会因为供血感染HIV”但是，这里指的供血，却和当时部分地区的供血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很多地方进行的是血浆采集，在采血后分离出血浆，将血细胞回输，而血细胞存储设备，几乎没经过有效的消毒。

1990年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制定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期规划》中提到，由于目前我国感染率低，不需要花费大量经费去检查每一名献血员，而应根据对献血员进行哨点监测的结果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献血员的常规筛选

这一政策与1989年颁布的《关于整顿血液制品生产管理的通知》中要求必须对献血员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相悖。当时除云南省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外，我国大部分地区因条件限制还没有开展献血员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工作。

第五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中国对艾滋病防控重点是“警惕境外传入”之时，其实国内的艾滋病疫情却因为采血供血悄然蔓延。

1998年10月1日《献血法》实施，《血站管理办法》（暂行）等系列血液安全管理法律和法规落实，才使得采血供血中的HIV传播途径被遏制。

然而，为时已晚，此时，部分携带HIV的血液或血制品已经注射进了部分需要应用血液及或血液制品的病人体内。

流动的人口，流动的病毒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化进程加快，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这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传染性疾病随着人口流动而流动，人口的流动无形中加速了艾滋病病毒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传播，使得艾滋病疫情由高危人群开始向普通人群扩散。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流动人口已超过1.4亿并以每年500~1000万的数量递增。由于流动人口多数处于性活跃期，性病和艾滋病知识和防范意识欠缺，在远离家庭、孤身在外的情况下，他们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他们既是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也是艾滋病感染的脆弱群体。[6]

统计数据表明，在已发现的HIV感染者中，流动人口占有很大的比例[4]。2008年烟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七成为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群中有的是在原籍感染了艾滋病，通过打工或婚姻移居到烟台。有的是在频繁的流动中经常发生高危性行为而感染了艾滋病。

温州市自1985年首次检出艾滋病病毒以来，目前已检测出的HIV感染者中，流动人口占72.5%；厦门市历年发现的HIV感染者中，外来流动人口占80.3%。流动人口和感染者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流动人口中最特殊的人群，他们更易被流入地歧视、忽略和社会隔离，更不敢暴露自己，更易被重复感染、感染他人或感染其他并发症，更易发病和死亡。[4]

一项对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3]，约1/3的外来流动人员听说过免费的HIV抗体检测，但其中只有很少数的人知道应该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免费的HIV检测，不关心检测机构的原因主要是他们认为自己离艾滋病很遥远；64.5％的调查对象不愿意接受检测，不愿意接受检测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别人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而遭到歧视和认为自己没有感染的可能。

而流动人口进行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也仅为34%。[5]

人口流动，带来了疾病的交叉感染，因为性教育不充分，检测率低下，艾滋病逐步从重点人群蔓延到了所有人。

扩散之路

中国艾滋病亚型的起源和蔓延，并不是来自非洲，而是云南。[7]

1989年，我国首次在云南省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流行，B’亚型和C亚型分别由泰国及印度传入我国云南省[8，9]，2种毒株的共存导致了重组毒株出现和流行，随后在我国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2种重组毒株（CRF07_BC，CRF08_BC）流行[10，11]。

研究表明，其中的一种毒株（CRF07_BC）分成2个（新疆和云南）进化支，经由不同的毒品转运途径，一支从新疆传播至辽宁、江苏、黑龙江、北京、广东等地，另一支从云南传播至台湾；而CRF08_BC亚型自1994年左右从云南向东北传播到辽宁，于1995年左右向东传播到广西[13]。

20世纪90年代初期，B’亚型从云南传播至我国中部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其后由该人群通过性传播扩散到其他地区[14]。

1994年，在泰国返回我国云南的女性性工作者中发现了CRF01_AE重组亚型[15]，其后在广西与越南边境的吸毒人群中发现CRF01_AE亚型[16]。不同人群感染的毒株在我国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我国CRF01_AE病毒株存在7个主要流行簇，流行簇1、2、3主要在我国南方及西南地区的异性性传播人群及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流行，流行簇4、5主要在我国北部地区的男男性行为人群中流行，流行簇6、7主要在我国东南及西南地区异性性传播人群中分布[12]。

我国华中地区以B’亚型流行为主，西北地区以CRF07_BC亚型为主，且该2个地区HIV-1的流行较稳定，与中部地区HIV感染者主要为有偿献血人群，西北地区HIV感染者主要为吸毒人群相一致。在2007年后，传播途径由以吸毒人群为主转为以性传播途径为主，其中导致经性途径传播能力更强的CRF01_AE复制扩散，且所占比例逐年增高[17]。

云南省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多种传播途径共存以及高危人群的不断迁入[18]，使得多种HIV-1亚型及重组亚型共存于静脉注射吸毒人群及异性性传播人群中，利于重组亚型的出现[19]，而独特的地理及人文特征，使得云南省成为我国HIV-1各主要流行亚型的起源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