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动难、支付体系弱，上海针对社会办医有哪些新破解之道？

现阶段，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已超过公立医疗机构，“但社会资本整体的医疗服务量占比只有20%左右”。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在12月18日举办的“2018首届健康服务业与品质医疗国际高峰论坛”上表示。本届论坛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主办，闵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华漕镇人民政府、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健康点联合承办。

为何非公医疗在数量上发展迅速，但服务量却不足？非公医疗与公立医疗应当是怎样的关系才能共生共赢？论坛上，各方嘉宾就非公医疗机构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了讨论。

社会办医最大的障碍仍是人才瓶颈

“人才难以在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之间有序流动是制约整个医疗体系服务的关键因素。”上药集团党委副书记赵勇说道。与此同时，鼓励医生人才流动的医生多点执业、自由执业政策提出多年，施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邬惊雷表示，上海准备在公立医院推行全职和兼职的医生执业方式。他认为，这将打破对人才的束缚。

邬惊雷所提的医师执业政策正是在今年7月上海市出台的《关于推进健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流医学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这一份文件也被称为上海“健康服务业50条”。

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健康服务业发展政策，“上海健康服务业50条”放开了全科诊所规划限制、鼓励商保发展、提出医生执业双轨制等等，被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评价为“在上海医疗卫生政策历史上开放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

此外，“上海健康服务业50条”提出公立与非公医疗机构可以合作举办新的非盈利性机构，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机构在人才、管理、技术等方面建立协议合作。

徐崇勇表示，上海不主张社会办医的机构跟公立医院医生个人之间的合作，但鼓励与公立医院进行人才、技术与管理方面的合作，而这种形式可以解决当前遇到的人才瓶颈问题。

不过徐崇勇也坦言，“公立医院即便是通过兼职合同允许医生出去多点执业，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对公立医院医生的一种限制。”

其实政策也在鼓励非公医疗机构能有更多的人才来源途径。比如“上海健康服务业50条”还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参加医联体建设，支持高水平社会办医机构能够成为医学院校的教学基地，作为住院医师、专科医生规范化的培训基地。

另外，徐崇勇还透露上海市正在探索护士的区域注册制度，并研究优化外籍医生的执业许可服务。

上药集团党委副书记赵勇强调，目前的社会办医政策非常好，但推进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的落地非常重要，这也是社会办医在优厚政策下仍遇到阻碍的原因。

社会办医需要对接更多优质的商保产品

赵勇认为，对社会办医的配套政策体现在对商业保险的支持、对医疗大数据的共享等方面。

社会办医虽然目前数量上有稳定的增长，但其服务量依然与其数量不相称。

“多层次医疗体系不是简单地在公里体系外，有数量较多的非公医院，未来非盈利性和盈利性医疗体系要齐头并进。”赵勇说道。谈到国外的经验时，赵勇提出可以通过利益导向机制，把医疗群体分成两部分——普通公立性医疗机构和高端盈利性医疗机构，而其利益导向机制则来自于医疗诊疗价格的差异。

“但要建一个完整的盈利性医疗服务体系，一定需要健康商业保险的支持。”赵勇说道。“既带来资金也带来客户。”徐崇勇认为健康保险对社会办医非常重要。

邬惊雷认为，如果健康保险等保险行业不发达的话，上海离金融中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0月23日，上海保险交易所与上海卫健委举行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合作推进上海健康保险交易中心建设，这是全国首个健康保险交易中心。

数据显示，我国商业保险在医疗费用支出中仅占2.5%，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邬惊雷在论坛上也表达了对上海健康保险交易中心的愿景。

邬惊雷表示，在保交所相关医疗大数据是开放。过去更多的健康保险产品是补偿型的，而不是理赔型的、报销型。而且，这类健康保险开发的成本较高，效果不好，运营的绩效也差。

而通过医疗大数据平台的对接，邬惊雷希望企业研发的保险产品能够以市场为导向，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理赔服务比较简洁，利用大数据减少病人报销的流程和手续，直接通过线上系统做核保；希望企业的健康险产品向主动管理型转变；希望发展税优型健康险产品。但邬惊雷也坦言，政策上还有很多需要突破的地方。

徐崇勇也提到，除了商业健康保险有大的突破以外，上海市已将5家高水平社会办医纳入了本市医保结算。他认为这体现了政府对高水平社会办医的支持。

共生与博弈

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已有不少年头。自卫生部时期，政府就开始出台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相关文件已发布不少，但目前国内仍旧是公立体系几乎处于垄断的局面。公立医疗与非公医疗如何共生共赢？

“能不能共生要看政府的调节能力”，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创始人宋冬雷认为，目前看来公立医疗与非公医疗的博弈是必然的。宋冬雷认为，特需服务、高端医疗应该尽可能开放给市场，如果这部分不能很好地解决，某种程度上双方肯定是有博弈的。但博弈对双方来说不一定是坏事。

但宋冬雷也强调，目前公立医院相对过于强大，非公医疗还很弱小，因此非公医疗在博弈中的筹码也相对有限。

上海和睦家新城医院院长张澄宇认为，由于目前公立医疗和非公医疗双方定位不清晰，不少非公医疗机构希望进入医保、希望纳入更多公立医院的高端人才，双方实际上还在博弈。

张澄宇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博弈，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调配者，可以塑造市场经济当中资源配置的无形环境，非公医疗机构现在虽然处在石缝，但是空间在拓宽。

对于非公医疗与公立医疗应当怎样定位关系，宋冬雷说道，非公医疗是希望跟公立医院合作的，目前无论是在资源方面还是能力方面，双方的差距仍然较大。在疑难杂症的诊治方面，非公医疗也希望得到公立医院大力的支持。

宋冬雷表示，非公医疗与公立医院的合作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成熟的模式。但他认为可以考虑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公立医疗机构和非公医疗机构共同建立医联体；二是多点执业的开放，他认为这一点如果难以突破，双方的合作非常困难；三是双方谈判，寻求满足双方需求的方式。

“但在中国的体系下能不能很快实现共生，一半靠双方的努力，一半还要靠政府的调节。”宋冬雷说道。

而政府层面则期待高水平的优质非公医疗机构。品质医疗国际高峰论坛上，邬惊雷的发言中多次提到对高水平优质非公医疗机构的期待。

邬惊雷表示，希望社会力量在细化的专科医疗服务上有所作为。此外，邬惊雷也期望非公医疗机构能够与国际接轨，与商业保险结合，能够培育一些连锁的品牌，在第三方的专业影像、血液净化、病理诊断等方面能够形成集约化发展。

来源：健康点healthpoint

作者：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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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十三个省市今年出台的社会办医政策，我们发现风向变了》

来源：健康点healthpoint   作者：巴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