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医疗的发展到底是迎来了春天还是被藏在了冬天,这是个老生常谈又抽象的话题,再讨论并没有太多实质性意义,我们应该着眼的是现阶段非公医疗应该如何发展的切实问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日前在由GE中国和财新传媒联合主办的“2018非公医疗领袖峰会”上表示。
两重天:非公医疗的冰与火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政府两度支持举办民营医疗机构,第一轮发生于1998—2009年,但支持力度有限,多数政策未得到落实。而从2009年至今的第二轮,支持力度远大于第一次,各项利好政策以高层次、高频率密集发布。
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该意见也正式打开了社会办医的大门;
2013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了我国要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盈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办医格局;
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社会办医的专项政策—《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该政策提出要进一步放宽社会办医的市场准入条件优化社会办医的发展环境,落实医疗机构的税收政策,将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并提出要控制公立医院的规模;
2017年5月,《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出炉,该意见提出要发展社会力量举办、运营高水平的全科诊所,鼓励建立品牌化的民营专科医疗集团,举办有专科优势的大型综合医院;
“政府职能机构的不断鼓励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来讲,非公医疗确实处在了一个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闻大翔坦言。GE医疗大中华区、非公医疗事业部总经理陈奕琪也表示:非公医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红利期。
在政策频频示好的改革浪潮下,同时,再加之前几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缓慢增长期,曾经的房地产、矿业等高利润行业风光不再,这又进一步促使各路资本、各类背景的人士纷纷转型进入医疗行业,由此,社会办医的非公医疗迎来了一个“热闹期”,社会办医数量一路走高,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2018年1-5月的全国医疗机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底,公立医院12145家,民营医院19461家。与2017年5月底比较,公立医院减少451家,民营医院增加了2454家。
然而,浮华的背后却是危机四伏的暗流涌动,换句话说,非公医疗看似蓬勃发展的背后却是令人堪忧的生存现状。
“我国非公医疗的发展确实还面临着很多困难,量与质的发展远远不成正比,比如上海共计有超过5000家医疗机构,其中非公医疗有2240多家,占比达到了40%左右,但从所有的非公医疗的床位数来说,其在上海的市场份额大概只有17%,完全不能和公立医院抗衡,在这2240多家非公医疗机构当中,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还都是小打小闹,以门诊部和诊所为主,即便是医院也是床位很少。”闻大翔指出。
另一方面,非公医疗在发展中一直备受歧视,难以完全享受到政策上的公平待遇,与公立医疗机构相比,非公医疗机构的成本大得多,这些成本用地、租金、税收、设备购置等,同时,医保纳入也非常受限,“国家推动医联体建设,但医联体以公立医院为主导,许多非公医疗根本进不去,当地卫计委第一个理由就是非公医疗会搞坑蒙拐骗,医保费用总额有限制,非公医疗机构不能进来,我们首先要保证的公立医院的医保费用。” 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表示。
而最为关键的人才,也大多数积淀在公立医疗机构,由此,也造成了非公医疗在经营上的恶性循环:有了人才,就有病人,有了病人,才有收入,反之则什么也没有。
“虽然国家现在在大力提倡医师的多点执业,但是有些医院竟然明文告知医生不能到民营医院执业,否则将面临相应的处罚,这种赤裸裸的歧视行为使得公立医院的人才骨干难以介入非公医疗机构,不利于其的发展。”郝德明说道。
漫漫长路,生态瓶颈该如何破
“由于历史的原因,非公立医疗刚开始起家确实走了一段不那么光彩的历史之路,而且背负的这种印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改变。”蔡江南指出,那作为非公医疗机构本身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窘况?
两年前,轰动一时的“魏则西事件”起底了莆田系医院在百度的医疗广告竞价,这一事件也直接导致了大众对于民营医院留下了只做“流氓推广”的不好印象。
“非公医疗千万不能做广告,我最反对医疗机构做广告,广告是一种商业承诺,而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承诺,不能做广告,如果像一般商业行为那样给患者做承诺,由于医疗技术的局限性,最终没有实现就是坑蒙拐骗,非公医疗不能把医疗单纯的当成生意来做,而是要在患者信任的基础上,依靠过硬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实现病人的口碑背书。同时,非公医疗机构还应该多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来为自己进行品牌背书。” 郝德明提出。
除了不做商业化的营销传播,要更加注重医疗学术科研的发展,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创始人、知名神经外科专家宋冬雷认为,人才才是非公医疗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在目前的形势下,民营口碑确实不是太好,还没有达到大家认可的程度,所以这点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并不是非公医疗机构立即就要和公立医院平起平坐,这种印象的扭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做非公医疗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一定要耐得住,要相信自己肯定能克服困难站起来,要有自信心。另外,非公医疗要想有一个好口碑,医生的素质和医生本身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批来自于三甲医院的有技术、有服务理念的、大家比较认可的好医生走出来,非公医疗要想办好会很困难,强大的医生班底是办好非公医疗的最好路径,目前,大量优秀的医生还是归属于体制内的三甲医院,如果这些人才能够走出来,非公医疗机构的人才短板得到突破,民营医院的发展指日可待。”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健康医疗大数据基层应用专委会主委许速则表示:“非公医疗真正要做起来,最关键的就是要形成与公立医院优质资源的联动发展,因为决定性、关键性的要素基本都集中在三甲医院,所以必须要打通这个环节。”
着眼实际,各层面做了哪些新尝试
标准是评定一个行业是否规范的重要“试金石”,公立医院有相关国家出台的规范标准,而良莠不齐的非公医疗机构标准该如何定。
郝德明介绍,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早已在2015年就开始起草《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行业信用等级评价标准与评价程序》和《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行业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2016年,协会取得了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开展信用评价的国家资质,并开始面向协会会员单位开展社会信用评价与服务能力星级评审的“双评”工作,这标志着我国非公立医疗机构从此拥有了适合行业自身特点的评价评审标准与体系,对提高非公立医疗机构社会信用建设,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非公医疗机构的信用等级按国家统一规定分为“三等五级”,即分为A、B、C三等,下设AAA、AA、A、B、C五级,每个等级均对应信用级别。星级评审分为三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每次根据评审结果授予医疗机构相应的信用和星级等级证书、标牌,证书与标牌有效期3年。郝德明指出,“双评”工作对于非公立医疗机构来说,意义重大,不仅使非公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过程中获得有效的信用“身份证”,让患者能更放心的选择就医,同时,通过评审的非公医疗机构将载入国家商务部A级社会信用名录,对其后续的实施证券化管理、资产重组、并购以及获得国家政策扶持和银行贷款优惠政策等方面均是重要的信用依据。截止到目前,共有23所医院获得信用评价AAA级,6所医院获评能力评价四星,10家医院获评能力评价五星。
除了监管单位的积极行动,非公医疗机构本身也在主动作为,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医疗总监徐向英透露:三博脑科目前正在做一个“十百千”工程,“十”就是打造10家自己控股的医院、医疗机构,“百”是与100所三级综合医院或者二级以上专科医院建立核心医院合作关系,“千“”就是与1000家以上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远程医疗的服务模式,积极参与国家的分级诊疗,以此提升非公医疗机构的品牌效应和医疗辐射能力。
非公医疗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借用外力同样不可或缺,作为专业的医疗设备服务供应商,GE医疗或许更能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全面发现非公医疗的行业痛点和需求,并在探索从设备服务、专科路径到运营管理等更加全面的解决方案。
陈奕琪表示:“五年、八年前以前我跟很多客户在聊的时候,在有限成本下,他们更愿意采买一台比较好的CT或者MR,对院内的信息系统可能就觉得这块是不是可以省点,找个相对来说不是太大品牌的厂商来解决。但是随着近年来民营医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客户反映,数字化解决方案成为了医院发展的绊脚石,因此,非公医疗现在需要的远超过去单纯的产品和技术,包括从人才到资本,到医院运营管理,再到信息化管理等,GE希望从建院开始,从最前端的数字化技术,到整个医院的运营管理,包括人才培训、资产管理,再到金融解决方案,通过不断引入全球资源解决行业的需求。”
另悉,8月24日,GE医疗联合多家非公医疗机构共同启动了“GE非公医疗早健康联盟”计划,旨在搭建疾病早诊早治的协作平台,共享专家和技术资源,同时,GE医疗还将整合优势资源和服务能力,为联盟机构的临床医师、医工技师、科室主任和医院管理层,提供涵盖线上和线下的系统培训,涉及临床工程师培训、早筛技术培训、临床应用培训、领导力培训、精益运营培训等诸多类型,以此提升非公医疗早诊早治的软实力和整体运营管理水平。
非公医疗机构的整体提升必将带来的大众对其的认可肯定,“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别人都说我不像上海人,这曾经是对上海人最好的评价,如果有一天,老百姓慢慢模糊了公立医疗机构和非公立医疗机构的界限,认为非公立就是公立, 我想这也是对非公立医疗机构最好的认可。” 蔡江南笑言。
来源:医谷网 作者:史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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