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医院去编制进展如何？遇到了什么难题？

广东省深圳市于今年五月底，明确提出取消公立医院编制管理，成为全国第一座明确提出取消公立医院编制管理的城市。文件下发四个多月后，深圳的公立医院改革实施进展如何，执行过程中又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打算如何突围？此外，深圳如何看待如此多关于改革的争议？这不仅涉及到深圳一地，很多问题更触及到各地医改的共性，值得及时总结借鉴。

近日，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深圳市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处长王建中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一一解答了上述问题。

引进人才受阻

5月28日下发的《深圳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公立医院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行政级别”。

王建中对《财经》记者透露，“这只是一个总体上的改革方案，现在正在制定配套方案。”

谈到深圳在取消编制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难题，王建中直言，“取消编制看起来很简单，一句话，但它的具体内容，配套措施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老员工和新员工，他们的岗位怎么定，薪酬怎么定，新老员工是怎么一个区别等等。

在他看来，最大的难点有三，一是原在编人员的待遇保障，二是实行同岗同酬，各个岗位薪酬的设定，三是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评价。

王建中举例，原在编人员实行岗位管理后，改革后待遇不能降低，需要有过渡期的政策；对原在编人员实行同岗同酬，部分原来的临聘人员工资待遇会得到增长，涉及到增加医院收入的问题，财政保障要跟上；如何做到按岗聘用，需要对卫生专业技术人才有个科学的评价，实现合理匹配。同样一个岗位，到底设多少的薪酬，也牵涉到医护人员的切身利益。此外，还要有一个动态的绩效的评估，把一个人放在这个岗位上，就要对他到底干的好不好，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进行绩效评估。

王建中对《财经》记者坦承，去编制化的改革推进过程异常艰难。“有的公立医院对改革存在想不通的地方，主要是因为配套政策还未完成，对改革工作还未作深入解读，有些医务人员对此项改革存在认识偏差。实际上，此项改革的实质是公立医院用人机制的转变，配套政策跟上去以后，对医疗行业的发展是一件大利好”。

全国都在做制管理，深圳率先进行去编制化，这样反倒使一些优秀医生对是否到深圳工作产生了顾虑。这个问题该如何突破？

王建中说，关键在于通过综合配套的改革，调动医院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如深圳率先改革后而国家未全面改革前，其对于具有副高医生职称、博士学位的医务人员，可以按照原来编制管理的方式落实各项待遇；完善改革过渡期政策，保障原来在编人员的工资待遇不降低。改革后，医院有了岗位设置、薪酬分配和选人用人的自主权，加上推行以事定费，医院具有提高人力资源效应的积极性，另外，深圳也在深化医改，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医院运行成本，加大财政投入等，来增加医生收入，让医务人员的待遇稳步提升。

“通过药品招采机制的改革，尽量降低药品价格，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提高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部分的价格提供空间，同时有效降低医院运行成本，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医务人员收入。”王建中称。

至于压缩的空间有多大，王建中称，“港大深圳医院改革的经验告诉我，医院药品收入占医院业务收入的比例，可以在目前的基础上压缩一半。”

据悉，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从2012年启动运营以来，实施人事薪酬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实行去行政化、去编制化，建立以岗位管理为核心的全员聘用、工资分配等制度，淡化身份差别，实行按岗聘用、以岗定薪、同岗同酬。改革后，医院为了提高运营绩效，推行医疗费用“打包”收费，对医务人员收取红包、药品回扣等灰色收入实行“零容忍”，有效遏制了过度医疗，节约了医疗成本。2014年，该院“药占比”仅为20.43%。

此外，福建省三明市自2012年2月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降低药品、耗材的价格，提高护理费、手术费和其他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而据统计数据，2014年前11个月，三明医务性收入占医药总收入从原来的39%左右上升至63.01%，药占比也从2011年的46.77%下降到2013年的28.21%，效果显着。

编制阻滞人才自由流动

面临重重困难与争议，深圳为什么进行编制管理创新，王建中对《财经》记者解释，这源于两方面的原因——政策原因和现实原因。

所谓政策原因，即十八大之后，国家明确了编制控制总量，本届政府不再增加编制。据悉，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李克强总理也曾在2013年明确地“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而深圳仍处于医疗资源整体不足的阶段，正在规划建设大量的公立医院，新建医院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现有编制远远无法满足要求。

所谓现实原因，即传统的编制管理体系无论是对内部的临聘和在编的医务人员，还是对外部的社会办医，都显现出明显的弊端。

“一个医院里面，一半左右，甚至比一半还多的医务人员，都是临聘人员。”王建中直言。临聘人员也在一线岗位，承担的工作量不比编制人员少，甚至更重。但是他们不但没有编制，薪酬和在编人员也存在明显的差距。

而对于在编人员来说，也存在问题。公立医院也存在养懒人、养闲人的情况。医术高明的医生的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内部分配方面不能优劳优酬，人浮于事，对内部积极性和士气造成影响。

此外，更大的弊端在于阻滞医疗人才的自由流动，使得社会办医难以招聘到高水平的人才。在传统编制体制下，一旦医生脱离了公立医院，首先便是失去了一份保障，一份包括退休，住房等多方面的体制内的保障，其次学术地位也可能受到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对《财经》记者表示，一直以来，分级诊疗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就在于基础医疗机构的人才匮乏。因此，他大力倡导实现医生的自由流动。而其中之一的关键点便是，打破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和养老金制度，让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他还乐观地认为，在养老金制度并轨后，妨碍医生自由流动的最大制度障碍已经突破。

王建中也部分认同这个观点，“之前强基层改革的效果不明显，恰恰梗就梗在这个人事薪酬制度上。大医院肯定没人愿意下来，基层的薪酬又上不去。”因此，去编制化有助于医疗人才的流动和市场配置，间接还有助于分级诊疗的实现。

因此，即便面临重重困难，步履维艰，深圳仍然打算从人事薪酬这块硬骨头下口，来突破深水区的医改困局。

“医改改了这么多年，距离老百姓的期待还有不小的差距，是不是因为最核心的我们还没有触及？其实，人事薪酬，就是公立医院改革中难度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一个内容。我们深圳要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王建中坦言。

来源：《财经》   作者：记者 周哲 焦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