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一：心血管病亟需早期评估与预防

“过去十年，我国支架数从几万例上升到40万例，但是中国急性心急梗死的死亡率十年来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降低。”中国心脑血管疾病专家胡大一教授指出，这一事实让人“让人痛心疾首！”

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在我国的死亡率高达40%。胡大一教授认为，心脑血管疾病控制，出路在前端预防，“最重要的当然是全民健康行为的转变”，“医改要重塑整个体系”。

作为心血管疾病的权威专家，胡大一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推广以导管为基础的介入技术，治疗心血管疾病。近年来，他突然宣布转向，今后将聚焦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

亟待转型的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模式

胡大一告诉健康界，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模式似乎已经走向歧路。进入医院，医生先推荐患者进行价格颇高的冠脉CTA；如果还无法确认，医生就冒着让患者遭遇二次放射的风险，建议他们进行成本更高的冠状动脉照影。一旦确认血管狭窄超过70%，医生就建议做支架和搭桥手术。

在胡大一看来，一些医生“看见蛛丝马迹就做治疗，坚持认为血管狭窄达到70%就放支架，有些并未仔细考虑症状和病灶部位”。而且，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已经深入人心，一般患者也固执地相信，血管狭窄超过70%还不做支架，就有心肌梗死的危险。

“公立医院现在办得这么大，几乎全部都是针对疾病终末期的治疗，关注最具有经济效益的生物技术的运用。这不是挽救中国老百姓健康的根本出路。”胡大一明确指出，由于过度治疗，一些患者在术后生活并没有感受到快乐，反而感觉自己“被当成机械进工厂修理了一次”。他们没有体会到搭桥手术和支架对健康的意义，病前有痛苦，术后痛不欲生。

也曾有很多患者从外地来找胡大一，希望能将外地医生手术植入的支架取出来。胡大一只能遗憾地表示：这一手术往往是不可逆的。

“其实，我觉得宁愿不做支架。患者或许一辈子都带着心肌梗死的风险，但不一定会发作。一些低危和中威人群，只要改变生活方式，服用他汀类药物，控制血压，即使不做支架手术也可以避免患病风险。”胡大一说。

在他看来，现在的医疗服务体系中，疾病预防、术后康复、临终关怀等功能都很缺乏。

比如，心血管疾病早期筛查和评估，实际上效果是很好的。胡大一和美中心血管中心都告诉健康界，钙化积分等一些疾病风险评估工具，有助于预测50岁到80岁之间的患病风险。一旦提前发现风险因素，医生就可根据风险积分，对患者进行分层管理，可以给低危和中危患者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和用药建议；而只有症状明确的患者才需要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阜外、安贞、协和等大医院已经太忙了，其实没有精力去关注预防、康复和临终关怀，而且它们的空间有限也并不适合。我觉得应该让民营资本、二级公立医院承担疾病预防、疾病管理、康复和临终关怀功能，形成一个服务链条，形成一个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分工的服务格局。这样，整个医疗体系才能完整。”胡大一指出。

心血管疾病早期预防起步艰难

胡大一告诉健康界，他见证了介入、搭桥等技术在中国从幼小到成熟的过程，这些手术例数越来越多，医院逐渐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

但作为医生，胡大一却高兴不起来：“作为医生，令我痛心疾首的事情是，得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得病的患者越来越年轻，就医花费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心脑血管疾病早期预防和评估却起步艰难。

“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做患者早期评估和风险分层，都愿意一步实现经济利益最快的路子上去。谁都愿意直接做来钱最快的CTA、照影，然后那个‘鬼推磨’的循环很快就能推起来了。”胡大一指出。

“如果一个人40岁时突发心脏病，很可能他的冠状动脉早在25岁时就可以检查出一些状况。”美中心血管健康中心拥有40年执业经验的Dwight Clark医生道出了疾病早期筛查预防的潜在价值。

在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管理上，一些高端健康管理机构正在跃跃欲试，但是针对普通患者的还未起步。爱康国宾董事长张黎刚告诉健康界，他曾在相关培训中发现，中国的医生甚至缺乏疾病早期预防评估的基本技能，比如钙化积分的相应技能。

胡大一进一步补充：“台湾香港可能做的更多一些，因为他们的医疗体系和报销体系非常规范，如果没有早期评估和风险分层，就不进行费用报销。”

胡大一指出，也许只有10%的医生掌握了早期评估的医学技能。“由于传统诊疗模式关注心血管疾病的终末期治疗，现在公立医院的心血管病医生不懂早期预防和评估，而且他们实际上也不做这个。患者也习惯了到大医院直接做CTA、照影，效果似乎更直观。”

在谈到转型早期预防和风险评估推广，胡大一说：“我的设想是能省点钱，也让患者损伤和二次放射能少一点。”

“医保付费的限制，再加上临床培训跟进，也许才能改变这一局面。”胡大一最后强调，“医改要重塑整个医疗体系”。

来源：健康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