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化疗与诊治,几度命悬一线,69岁的晚期肺癌患者老郑又活了回来。
CT显示他的肺部依然有肿块和积液,时常咳嗽,但原发肺癌和一些转移性病灶已被控制住,他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老郑是广州市某政府机关的退休干部,教师出身。中年以后就有慢性咽炎,起初不以为意。2016年年底因为久咳数月不止,常常咳得直不起腰,到医院照CT,被告知“肺癌晚期”。
病来如山倒,接下来几个月病灶在脏腑中蔓延开去。在女儿的强烈要求及安排下,老郑夫妇飞抵美国,寻找生机。期间经过手术、化疗、又接受抗癌新药、临床试验等种种尝试。在病痛的折磨与诊治反复失效的体验中,多次内心濒临崩溃。去年下半年,当作好了离去的心理准备时,药物竟然起效了。
回到广州后,身体依然虚弱,他却感受到某种从不曾体验过的“新生”。傍晚时分,他不再收看那坚持了数十年的新闻联播,而是吃完晚饭,主动跟着老伴,去到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大广场,看她跳广场舞——这是他过去难以想象的场景。过去他觉得广场舞俗不可耐,屡次为此对老伴横眉冷目。可现在他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样了。他在那舞动的身姿里,看到了“可贵的生命力”。
面对前来探望的亲友,他不厌其烦地传导自己获得的两条“血的教训”:1、一定要重视早诊筛查;二、要及时排解心理压力,从源头上保持身心畅通。
这场病,把他数十年形成的“讲规则不讲人情”的个性磨去了大半。这些曾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高压的性格,他现在自嘲为“癌症因子”。
最令他懊恼的是,“如果早几年在经常咳嗽的时候就能到医院去查一查,该有多好”。
在中国近2000万癌症患者中,老郑算是幸运儿。
老郑所患的肺癌,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癌种之一。目前中国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为16-17%,美国为19%。这意味着,每五个肺癌患者,至少有4个会因病死去。
按照中国癌症中心2019年初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每年各类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其中60万人左右死于肺癌。
“胸痛、咳血才来医院,一经发现都是肺癌晚期。”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院士曾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两会上提出,现代医学对晚期患者治疗手段非常有限。癌症真正事半功倍的治疗方法不是神药,而是“早诊早治”。
国际早期肺癌行动计划数据显示,LDCT (低剂量CT)年度筛查能发现 85% 的 早期周围型肺癌,术后 10 年预期生存率达 92%。
八点健闻在采访中获知,中国一些医院的经验也显示,经过有效早诊后的肺癌患者,术后生存率可达90%以上。
肠胃肿瘤专家、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创始人林锋告诉八点健闻,早诊并非尖端技术,国内医院普通的CT扫描仪器在调低剂量后都可以检测,经验丰富的肿瘤科医生亦可完成诊断,“难点在人的观念,都是等症状严重、不得不治的时候才来医院,还没有意识要为个人健康负责。”
聊城经验:肺癌早诊早治者90%以上可存活
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定义,癌症早筛是指“在尚无症状时,检查身体是否有癌症的一种检查方法”。
这个近年来突然变得火热的概念,在中国并非新鲜事物。
事实上,早在2003年12月,当时的卫生部就颁布过《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年)》,明确提出“制定主要癌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计划并组织实施”。随后,在原卫生部疾控司领导下,中国癌症基金会(CFC)制订了中国9种主要恶性肿瘤的筛查指南。
其后十余年中,此筛查指南经过了多番修改与完善。2016年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将“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工作,推动癌症、脑卒中、冠心病等慢性病的机会性筛查”列入国家治理纲要。
然而由于为此买单的是那些被列为“高危”的重点筛查人群,而这部分人在症状显化之前未必有早诊的意愿,这使得政策更多地停留在文件层面。此外,中国大部分中老年人骨子里“活在当下”、对未发之事不愿过多忧虑的心态,也决定其较少接受早筛。而缺少宣传,也使得民众乃至相当部分的医务人员,对此知之甚少。
2014年底,山东聊城第二人民医院(下称聊城二院)一位影像科的医生解耀锃,在读了美国向高危人群推广肺癌早诊的消息后,萌生了“我们也应该这么做”的想法。
在过往14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见证了太多晚期肺癌患者挣扎求生的例子,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在倾家荡产后,依然不治身亡,解耀锃也深感煎熬。他一直琢磨着,看自己能为此做点什么,而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患者被癌症吞没。
他提出先做个实验:为914位40岁以上的医院职工做筛查。这个提议获得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不检不知道,一检竟检出23位疑似早期肺癌.手术后发现,其中21例确为早期肺癌,另有2例为良性的炎性假瘤。
2015年,聊城二院成立了早期肺癌筛查诊疗中心,成为国内较早设立此专项业务的医院。
此后四年,该院联合上海、北京等国内一流肺癌诊治医疗机构的专家,为3万多位高危人群进行肺癌早筛,通过手术、活检等方式确诊311例,其中良性肿瘤14例,炎性结节10例,肺癌287例,影像诊断准确率达到96%。287例肺癌当中237例为早期肺癌;即通过筛查发现的肺癌,83%是早期,而自然发现的肺癌75%以上都是中晚期。他们的诊断准确率及早期肺癌检出比例与国际水平相当。
由于早诊早治的施行时间尚短,尚不能以五年生存率的概念予以统计,但根据现有的案例观察,90%以上的早期肺癌患者都愈后良好,回归健康。
为鼓励更多高危人群能定期做癌症的早诊早治,聊城二院将肺癌早筛的价格调至216元,为原价的六折。“没事就最好,”解耀锃说,万一确诊出早期肺癌,其手术和治疗费用不过是3-4万元。
如果在出现明显症状后再诊治,通常恶性肿瘤已变成晚期。一方面治疗费用将是这个的10-20倍,甚至更高;另一方面当事人的身心将经受巨大折磨,且80%以上的患者无法生还。
癌症早筛难点:肿瘤良恶难辨
早癌筛查的难点在于精准诊断。国内精准诊断的手段主要是影像学诊断。影像学对医生的技术和经验要求较高,很难标准化和规范化。例如,早期肺癌与良性结节鉴别难度很大,而且目前尚无更有效的其他手段协助确诊,只能通过医生的经验做出判断;非“专业老手”难以明辨。
“在4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中,100个人里边,大约30人会检出肺部结节,但这30个结节中,只有1-2个是恶性肿瘤”。解耀锃说,为了提高诊断准确率、降低漏诊率, “用CT扫描肺部时,就像是用一把看不见的刀‘给土豆切片’”,他描述说,常规切50片就可以看清内容物了,但早期肿瘤很小,必须要切200片以上,才能看清每一个断面的细节;报告也同样至关重要,比如常规胸部CT报告需要大约10-15分钟,在低剂量肺癌早筛的报告,则需要20-30分钟。
在他看来,更精准的诊断,首先建立在对病人的善心与耐心之上,不放过影像中的任何蛛丝马迹,以免为就诊者留下后患。
临床中,他遇到过多位曾在别的医疗机构做过早筛的患者,当时的筛查结果显示良好,直到数年后病发,再调出此前的CT影像,才发现症结早有呈现,只是被忙碌或没有经验的医生忽略了。“再发现时已经是晚期”。
而在看过数千个早筛影像之后,他开始产生更多的信心来判断肿瘤的“良恶”。
“没有诀窍,就是多看,多练。”他说。
争议中的早诊早治,依旧是降低癌症死亡率关键
2015年后,全国各地的肿瘤医院及二级以上医院的放射科均陆续推进癌症早查早诊工作。市场上推出癌症早筛的商业机构更是风生水起。业界预估,这项业务将带动一个超过万亿元的市场。
然而,由于误诊与漏诊状况频发,且引发一些新的问题,使得民众对癌症早筛颇存争议。
2006年,原国家体委主任、被称为一代“乒乓球王”的庄则栋因便血到一家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痔疮。此后,他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得到的都是相同的诊断结果。两年后,庄则栋再次检查才被确诊为恶性直肠癌,由于被耽误了两年多,癌细胞已经扩散,他于2013年2月不治身亡——人们不仅疑惑,对已呈现症状的癌症都能出现这么大的误判,更何况是还没有症状的早期癌症?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曾提出,着力推进癌症早筛方面的研究是必然的方向,但也要看到这一做法的局限性。
他说,政策制定者及医务人员须认识到医学的复杂性,认识到医学面对的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同一类肿瘤生在不同人身上,结局千差万别。他提出,要回归医疗的出发点,即医学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人们心理和身体上的负担,而非增加负担。他提醒人们避免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
不过支持早筛的声音仍是主流。这一派的核心观点认为,癌症一旦到了晚期,在任何国家、任何医疗水平下都回天乏力。欧美发达国家的癌症患者生存率高,主要原因在于早诊早治的比例较高。
目前中国癌症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约为40.5%——10年前,这一数字为30.9%。美国癌症的五年生存率约为70%。
中国癌症中心201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癌症负担仍在持续上升。近10多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保持约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2.5%的增幅。
与此相对应的是,近5年来,美国男性发病率每年以 3% 的速度下降,女性趋于稳定。1991年,美国癌症死亡率达到215.1/10万人的峰值,之后,死亡率以每年1.5%的速度稳步下降,到2016年整体下降27%,男性死亡率下降幅度比女性更大(34% vs 24%)。意味着25年中,癌症死亡人数减少了2629200人。
近年来,中国在医保政策上,将许多资源投入大病救助。价格高昂的部分抗癌药纳入医保,的确减轻了癌症病人的负担。但目前癌症的早期筛查,却尚未入医保,尚需民众自费。此外,在民众的观念中,癌症早期筛查的意识并不强,一旦有不适就医时,已是癌症晚期。一些专家认为,国家在设计公共政策时,应将一些发病率死亡率高、在早筛技术上比较成熟的癌症筛查,或纳入医保,或推动民众进行自发检查。从长期来看,重视癌症早筛,将有助于减轻国家医保的负担。
来源:八点健闻 作者:周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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