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互联网+医生自由执业优势与壁垒有哪些？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有很多观念需要转变，不是不能为，而是我们如何为？如今，国务院大力推进互联网+，习大大也把这个理念带到美国，寻求的既是如何发展国内互联网，也是如何使互联网走向国际。

而在医疗卫生领域，互联网+也将大有作为。早在2012年，我就提出网络全科医生的概念和一些可行的办法。网络全科医生，其实就是把我们现有的全科医生制度网络化。全科医生做什么？为什么本来很多可以在网上做的但不在网上执行呢？我们应该通过互联网还全科医生自由。

有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策研究者是这么说的：这是一座牢固垄断体制所筑成的高坝，水坝里盈聚着庞大的医疗资源，但无法释放到市场之中；水坝下面却旱得寸草不生，公众苦于看病的不便与昂贵。掌握医疗资源的人们，比如院长和名医，犹如蚂蚁搬家一样把资源搬运过坝，变现成为外快和人情。而水坝的设计者和管理者们，则忙着一件叫做“医改”的事情，希望能够打开那已经锈死的闸门，有序地释放坝内所聚集的巨大势能。这种状况如何打破？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水坝泄洪”，就是通过解放医生，通过社会价值的一种认可，使医生能够流动。

目前的新常态就是政府缺位、市场无力，也就是政府该做的没有认真做好，比如说基本医疗；市场方面尽管现在有所开放，但还没有使医生真正地自由流动。要破解这样的一种状态，互联网+医生自由执业、互联网+支付制度的改革就是互联网医疗的一种突破。

网络医生完全可以成为一条可行之路，一点政策的障碍都没有。只是我们的观念没有转变，或者说某些人认为不行。如果网络全科医生以一种执业状态出现，那么就是一种制度，通过认证制度来认定网络全科医生的资质，并由政府来监督，由支付制度来保障。

也许有人会质疑如何监督这种网络上的行为，其实，网络全科医生的绩效和任务是可以考核的，而且这种考核比传统的考核办法实在得多和真实得多，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考核制度。比如我们制定KPI（关键绩效考核指标），然后通过后台大数据的处理，得出像客户满意度这样的客观结果，也就是签约居民根据自己的服务感受给予评分。这样，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会为各自的利益认真对待。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Uber概念不断深入我们的医生自由执业里面。有很多医生都在问我：“能不能做？”我说当然可以做，问题是你做什么。Uber打车遇到的挑战是政策的挑战，不是技术的挑战，重点在于是否可以颠覆传统的出租车业是由“人”说了算。Uber+120和Uber+全科医生的挑战或者说障碍在哪？其实就是政策的制定。

美国有很多的Uber医生呼叫，包括护士呼叫等等都已经诞生了，有法律障碍吗？没有！都是观念在作祟。我们为什么不行？美国是法制非常严明的国家，为什么可以？不要认为医生是“财狼”，医生其实是最具专业精神的群体。美国Uber医生赚的钱也是不多，50刀，99刀，一个上门服务能有多少完全是随行就市。虽然我们现在有些医保可以支付医生/护士在居家治疗、护理的费用，医生上门一次，医保支付15元，这样的支付标准，能有医生上门吗？因此，我们在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只有边界十分清晰了，二者才可以各尽其责。

现在有很多医生在创业，我也觉得他们不断在做一种重度垂直的实践。比如说一个公司，他把生殖专家组织起来，建立一个APP，让病人更容易找到他们，找到该找的医生，然后通过大数据做健康管理。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也没有政策障碍。

我们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就是患者盲目看病。患者认为只要到了协和，就可以找到好医生；可协和的院长告诉我们：80%的病人不需到协和看病。因此，当互联网深入人心的时候，当医生建立起品牌的时候，医生就会找到自己的病人，病人也会找到该找的医生。

为什么会有医生工作室的诞生？因为医生工作室这种执业形式是没有一点政策障碍。比如，一位有资质的医生到第一执业地点以外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执业属于多点执业的范畴，而现在多点执业不需要经过医院同意，只要报备就可以了。关键是我们医生“心存余悸”，碍于情面。昨天某一个民营医院向我“求救”，叫我与某个民营医院的院长说一下，放他们的一位专家到他们的医院多点执业。我说，怪了，这需要我说吗？广东已经文件规定，书面报备即可。

互联网+医生工作室最近广州黄牛炒号已经“网络化”了，9元的“公价”炒到1000元，这种“炒号”直接损害了医患双方的利益，但是人们的思维总是在“如何制止”这些黄牛党，而没有从深层原因去思考？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医生被人炒号呢？而且是公立医院的医生被炒起来呢？

再一个，互联网+的投资者们也已经在把“黄牛党思维”网络化，合法化——“网托”。这至少说明两个核心问题，医生的“公价”定得非常不合理，就诊的模式非常不合理！（香港）公立医院没有炒号，医院提供的是公平一致的服务，如果要特殊服务，私家医院、私家医生——这就是市场推动的实现形式，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解决“黄牛炒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体现医生的价值和确定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包。医生的品牌也需要经营，需要“托”，但是，完全不是“黄牛炒号”的“托”。

医生工作室是医生多点执业的最好的实现形式。我有一篇“如何打通医生工作室的任督二脉”的文章，提到两个关节点：一是院长的办院思维：如何适应国家的提出的新常态，使医生合理流动为我所用；二是制定适合医生流动的支付制度：让医生的主要收入通过诊金的方法来支付。这两条解决了，我医院的医生就不一定在一个点上，而是分布在社区——美国梅奥医疗集团就是诊所形式。

因此，医生集团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其实不重要。梅奥是这样规定的：系统内的医生不得为第三方医疗集团打工，但是梅奥医生的工资排在全美的前列。美国医生执业状态有一个趋势：医生集团的像PHP这样的形式在增加，单独执业的在减少。所以说，我非常欣赏中山六院兰平的思维：在符合政策的条件下，把公立医院剩余的资源与医生集团（团队）合作。也在为医生多点执业创造一个很好的平台，实现改良的PPP模式。

医生工作室、医生集团只是一个组织形式，如果要发展好，尤其是品牌的建立和形象设计，加互联网，就有如虎添翼的功效。目前的医生工作室和医生集团多在一个旧体制上的翻新，而没有使流程发生变化，网络医生工作室的实行还没有建立，门诊之后的后续治疗、康复没有建立重度垂直的闭环。也使其价值体系断裂不能延续。

我最后有一句话要告诉已经走出体制的医生和即将走出体制的医生：政策已经制定了，能否走出体制，在于你的实力和你的自信；能否站稳，在于你的品牌是否建立，而品牌除了实力，还需要营销。

来源：廖新波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