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价格司窝案引发的14宗医药价格罪状

最近，一篇题为《从发改委刘振秋被带走看全球危害最大的罪犯机构》在各类非主流媒体上广泛传播。文章核心观点是发改委医药价格“15%加价率”的“错误政策”导致医药价格管理出现14大“滔天罪行”，我们近日日对该文表述进行分析，认为部分符合事实，但也存在牵强附会的成分。经过多番查找，发现该文最早由曹运金于10月2日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发表，现转载于此，供业界参考。

日前，发改委价格司又有三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包括刚刚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的刘振秋，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加之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副巡视员郭剑英被查，这个曾被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已超越山西省委办公大楼，成为最密集的贪官落马地。

上述5名落马的司级官员，均直接或间接管过药品价格。刘振秋曾是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分管医药等，今年5月原司长曹长庆退休后，刘振秋刚刚升任司长。副司长周望军，也长期分管医药，约一周前被查的郭剑英长期担任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2013年担任价格司副巡视员。

在曹长庆、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等人主管中国药品价格期间，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药品价格离奇离谱成为全社会最为深恶痛绝的问题，这一问题愈演愈烈，持续数年挑战社会神经的底线。

例如：

2010年5月16日，央视曝光了药价虚高1300%的芦笋片事件，医生收受的回扣为80元，占零售价的37.5%。

2011年11月13日，央视曝光了药价虚高2000%的克林霉素磷酸酯事件，医生收受的药品回扣为4元/支，占零售价的35%。

2013年7月公安部通报了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商业贿赂案，其行贿链条上至发改、物价等职能部门，下至中国基层医院、医生，保守估计贿赂资金占到药品零售价的20%~30%，葛兰素史克在中国2012年的销售额为70亿元，进入中国市场十多年来，可想而知其贿赂金额之大，法院一次罚款就高达30亿元。

2013年7月23日，央视以《漳州医院腐败，何以全线失守？》为题曝光了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全市73家公立医院100%涉案，95%的医生涉案，药价50%是用于贿赂。据此推算，全中国公立医院的药品采购近万亿，每年药品回扣的金额约五千亿元，触目惊心，世界罕见！

只要在互联网上输入“药价虚高”四个字，就会蹦出数千万条信息证明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这一铁的事实。作为药品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刘振秋、郭剑英等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然说我国药价的整体水平并不高，“最高限价调整次数多，价格空间小，有些已经没有任何空间。”

他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认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这一铁的事实呢？真正奥秘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政策都出自司处级干部，这几年来，他们制造了一个荒唐政策，以维护部门权力和个人利益，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大家可能要问，他们出台了什么政策？让刘振秋、郭剑英成为全球危害最大的罪犯？该政策的危害究竟在哪里？该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

实际上，该政策非常简单，就是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即顺价加价15%政策和零差率政策。顺价加价15%，是指医院的药品销售只能在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零差率，是指医院的药品销售在购进价的基础上不加价，进什么价、卖什么价。他们出台这一政策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即少以药补医，或不以药补医，为了体现公益性。

我们举个例子推演一下，就能明白该政策的荒唐。

假设甲乙丙三个药厂生产某同一个完全相同的药品，他们的综合生产成本都是9元，甲乙丙三厂在医院的供货价格分别为10元、20元、30元。

那么，在15%的加价率管制政策下三厂竞争的结果是：供货价30元的丙厂淘汰甲乙两厂。一方面原因是，供货价为30元、20元、10元的甲乙丙三厂给医院带来的15%加价收益分别为4.5元、3元、1.5元，供货价越高的产品给医院带来的收益越大。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原因是，供货价为30元、20元、10元的甲乙丙三厂的毛利空间分别为21元、11元、1元，丙厂可以抽出10元作为给医生的回扣，乙厂可以从中抽出5元作为给医生的回扣，而甲厂没有给医生的回扣。药品的销量取决于医生的处方行为，甲乙丙三厂竞争的结果就是：回扣最高的丙厂淘汰了乙厂和甲厂。

而在没有顺价加价15%政策的情况下，一定是供货价最低的甲厂淘汰乙厂和丙厂。这才是正常的市场竞争结果。正常的市场竞争就是采购价越低、获利越多，性价比高的产品淘汰性价比低的产品。

顺价加价15%政策违背了基本的规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唯一有效的竞争手段，竞争结果是“谁的药品供货价格高、回扣空间大，谁的药就卖得好”，时至今日，在政策的倒逼下，药价如果不虚高10倍以上，就没有竞争力！为了不被市场淘汰，药厂的老板们就必须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一切资源找他们定高价。

价格的高低决定着药厂的生死存亡，如果能够获得一个高定价，就等于得到一座金矿。他们的权力含金量之高，难以想象。业内人士透露，一个品种的定价权，平均公关费用是1000万！有人说，与他们单独见上一面的介绍费高达500万！

刘振秋、郭剑英等最为恶劣的行径是，当全社会都明白了顺价加价15%政策是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的罪魁祸首时，各级人大政协强烈要求取消顺价加价15%的加价率管制时，刘振秋、郭剑英们为了部门权力和个人利益提出了一个同样荒唐、更具欺骗性的政策——零差率。

为什么说零差率是一个同样荒唐、更具欺骗性的政策呢？我们用前面的例子再来推演一下就明白了。在零差率的政策环境下，虽然价格不同的药品给医疗机构带来的加价收益都是0，但药品的销售量取决于医生的处方行为。因此，甲、乙、丙三厂的竞争过程和结果与15%加价率管制政策下完全一样：供货价为30元、回扣为10元的丙厂产品淘汰供货价为20元10元的乙厂和甲厂，即回扣大的产品淘汰回扣小的产品。

因此，零差率和顺价加价15%的政策在性质上完全一样，都是加价率管制政策，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加价率为0，一个为15%，都是让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谁药品价格高、回扣大，谁的药就卖得好”，都迫使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采用“高定价、大回扣”的竞争策略，都必须拜倒在药品价格制定者的脚下求他们定高价，以继续维护他们的利益体系，都是违背基本规律、逼良为娼的政策。

刘振秋、郭剑英等被检方带走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判决，哪怕他们收受赃款的金额超过10亿、20亿，也不足以获得“全球最大的罪犯”之“殊荣”，这是因为他们所制定并维护的加价率管制政策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大得无法衡量。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加价率管制政策的滔天罪行：

罪状之一：让中国的药价虚高几倍、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让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仅仅是央视曝光的药价虚高案例就有：芦笋片价格虚高1300%，恩丹西酮价格虚高2000%，克林霉素价格虚高2100%，奈福泮价格虚高6600%，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真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2008-2012，国家投入了2万多个亿的背景下，个人卫生支出的金额不降反升，从2008年的5875.86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9654.55亿元，增加了3778.69亿元，较2008年上涨了64.31%。

罪状之二：倒逼药厂只能千方百计抬高药价，让政府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成为一个罪恶的载体，重创政府公信力

我国自1999年开始进行药品集中招标的试点，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只管药品最高零售价政策，不执行顺价加价15%的加价率管制政策，中标价也就是采购价越低，医疗机构获取的购销差价就越大，集中招标采购的头几年，医疗机构的药品实际采购价每年以20%的比率下降。但是，药品集中招标中标价的持续下降戳穿了发改委所指定的药品零售限价虚高无比、离奇离谱的事实。正如原卫生部高强所言“尽管涨了几十倍，但你去查查，肯定没有超过国家的最高限价，也就是说，再贵也是合法的！”

为了部门权力和他们个人的利益，刘振秋、郭剑英们于2006年强制推行顺价加价15%的政策，让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越低、损失越大，低价中标的药品成为无人问津的死标，逼迫药品生产企业再也不敢低价投标了，倒逼药厂不得不找价格司寻求高定价。为了生存，所有的药厂不得不改变投标策略，变低价投标为高价投标，让药品的中标价虚高离谱的情况频繁被媒体曝光。药企攻关形成的高价药不但让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让政府主导的药品招标行为成为损伤政府公信力的严重问题。

罪状之三：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且愈演愈烈，毁了我们一代医生，让白衣天使成为谋财害命的白眼狼

芦笋片的回扣占到了零售价的37.5%，克林霉素磷酸酯的回扣占到零售价的35%，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的贿赂成本占到了药价的20-30%……在央视曝光的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中，全市73家公立医院100%涉案，95%的医生涉案，药价50%是用于贿赂。同样被央视曝光的高州医院腐败案中，有382名医务人员主动上缴回扣款，调查组共追缴违纪金额580多万元……一代医生被毁掉，白衣天使成为谋财害命的白眼狼。

罪状之四：让过度用药泛滥成灾，每年致死人数是在医院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介绍，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作为溶媒的大输液泛滥成灾折射了抗生素、中药注射剂等回扣药品的滥用极为严重。据统计，由于医生的收入90%来源于药品回扣，在回扣的刺激下，我国每年过度用药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在医院死亡人数的25%。

罪状之五：激化医患矛盾，暴力袭医案频发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药企必须豢养大量的医药代表为医生提供回扣，公关并绑架医生，把医生变成了谋财害命的白眼狼，导致患者殴打、砍杀医生的案件频发且愈演愈烈。每年医患冲突案件高达9万起，世界罕见。2012年我国媒体公开报道的伤医、杀医事件高达16起，砍死医务人员5人。2013年1月发生4起暴力袭医案，其中2人直接致死。

罪状之六：让医院的管理行为扭曲，医院成为祸害百姓的“狼窝”

在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下，医生拿药品回扣根本就不损害医院的药品加价收益，不拿白不拿，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因此医院对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睁一只闭一只眼，医院的管理行为完全扭曲，医院成为祸害百姓的“狼窝”。

罪状之七：让政府的巨额投入打了水漂

2009-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30682亿元，年均增幅24.4%。但是政府海量的资金投入并没有降低老百姓的就医负担，而是流进了药厂、医生、医药代表的腰包。

根据卫计委的统计，五年新医改，各级政府投入达到我国卫生总费用从2008年的14535.4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27826.84亿元，增加了13291.4亿元，较2008年上涨了91.44%。政府巨额投入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让老百姓看病更贵更难，不但多花了钱，还丢了命。

罪状之八：让大量安全有效的廉价药消失

在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下，有回扣的药品淘汰掉无回扣的药品，回扣大的药品淘汰掉回扣小的药品，大量安全有效、价格低廉的经典老药逐渐被赶出医院市场，从市场上消失。让大量的伪新药占领市场，这些伪新药价格虚高几十倍，副作用大，疗效差，摧残着老百姓的身心健康。

在低价药日益短缺的情况愈演愈烈，备受社会质疑时，发改委出台低价药目录，允许低价药可以在日均使用费用（化药3元、中成药5元）标准下自由定价，但是在加价率管制政策下，这些药品的价格即便是涨到极限，在现有基础上上涨10倍，回扣的空间也不具备竞争力，不会有什么销量。

罪状之九：伪新药盛行，让每年两百亿的创新投入成为坑害老百姓的助推剂

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为了高定价，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搞所谓的“创新”近年来我国审批了1万多个新药，都是根据行政化全包体制下“高定价、大回扣”营销模式的需求设计出来的，都是来自于药品生产企业营销部门的创意，不是药学专家研制出来的，实际上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新药，全是改头换面的“伪新药”，企业劳神费力申报“伪新药”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定高价，类似的情况还有申报独家品规和名目繁多的科技奖项。

由于回扣的大小决定着药品销售的多少，医生明知是“伪新药”，也会大处方，这是“伪新药”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这些“伪新药”国家每年还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投入几百亿元，巨额的财政投入都成为坑害老百姓的助推剂。

罪状之十：让药品生产经营行为扭曲，破坏了我国药品生产行业的正常发展

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谁不高定价，谁就没有回扣空间，谁不搞回扣，谁就死路一条。在谋求高定价的过程中，药品生产企业可谓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搬动了省长和书记。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现金，药品生产企业普遍通过虚开原料、包材、餐饮、差旅、广告宣传、交通、会务等费用发票来洗出现金，偷逃所得税。药品生产企业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于药品的研发和生产的管理，而是用于公关政府、贿赂医生，整个行业乌烟瘴气，极不正常。

罪状之十一：让药品流通企业只能通过为医生回扣逃税洗钱，倒买倒卖税票、做两套账，让我国药品流通行业长期处于“多小散乱差”的状态……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药品流通行业倒买倒卖税票、逃税洗钱极为猖獗，因为这种洗钱的方式比生产企业直接洗钱的成本要低很多。大量的药品流通企业，完全靠过票生存，这是我国药品批发企业数量多达13000多家、个个都能生存的原因。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的医药公司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多的医药公司来“经营”。我国药品流通行业的“多小散乱差”的状况持续得不到改变，归根结底是加价率管制政策造成的。

罪状之十二：让医院的药品销售完全掌握在自然人（药虫子、药贩子）手上，他们让医生行为扭曲，坑害老百姓

为了定高价，药品生产企业成立专门的公关办，大搞伪新药，公关物价部门；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巨额现金，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虚列巨额开支，或倒买倒卖税票，逃税洗钱。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的医药公司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多的医药公司来“经营”。无证经营、挂靠经营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医药代表（居间人、自然人、药虫子等）的人数已经超过医生的人数。

罪状之十三：让官场腐败成风，重创政府公信力

在顺价加价15%、零差率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唯一有效的竞争法宝。在“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要疯狂的公关众多政府官员，包括但不限于发改（物价）机构官员、药监部门官员、卫生部门官员、人社部门官员、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还有纪委和检察院的官员……重庆、广东、湖南都曾曝光了官员与药价虚高的腐败窝案……这一次，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们自己进去了，这一窝案，再一次极大的重创了政府的公信力。

罪状之十四：将药品定价权置于自己玩弄的股掌之中，肆意妄为，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虚高得离谱，没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低得无法生产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则，为了定高价，药厂的老板们挖空心思满足刘振秋、郭剑英等人的需求，投取所好，供其所需，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作”。

凡是有人“做工作”的品种，经审定的价格可以虚高十倍、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如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凡是没有人“做工作”的，或者生产同类产品厂家太多而无法“做工作”的，经审定的价格可以低到无法生产，例如，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作为临床急救用药，医生不可能不用，生产的厂家很多，没有人去价格司做工作，尽管该药品的生产成本早已突破400元/瓶（10g*50ml），但发改委的最高限价却一直维系在330元，导致患者不得不到药店去花600元购买该药品送到医院。

可以这样说，刘振秋、郭剑英等等人比任何都更加明白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危害远超任何一次世界战争，远超任何瘟疫，早已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他们不顾药物滥用所导致的亿万患者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不顾药品回扣把几百万白衣天使腐蚀为吞噬患者血汗的白眼狼，不顾几万亿医改资金打了水漂，在顺价加价15%这一荒唐政策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后竟然提出了一个更加荒唐的零差率政策，极力维护加价率管制这一荒唐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刘振秋、郭剑英称之为“全球危害最大的罪犯”一点也不过分。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