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生院士：量产受限、标准化待考...肝癌细胞治疗如何突出重围？

由于我国肝癌患者大多为乙肝病毒感染相关性肝癌，预后较差，且我国肝炎的防控与筛查仍有不完备的地方，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为晚期，疗果不理想。过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艰苦探索，但进展缓慢，效果欠佳。

直到 2007 年靶向药物索拉非尼上市，晚期肝癌患者才有了可选择的治疗手段，但其总体的治疗有效率仍较低。去年8月，FDA终于批准了乐伐替尼晚期肝癌一线治疗的适应症。在一项针对中国患者的临床试验中，乐伐替尼组的中位总生存期比索拉非尼组高4.8个月。这十余年里，针对晚期肝癌的药物也没有在疗效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干细胞疗法的兴起带来了新希望，然而这些前沿疗法给全球监管部门也带来挑战。如今年美国的“干细胞诊所”被当头一棒：FDA宣布取缔那些滥用患者信任，但安全性和疗效都没得到验证、有时甚至会危害患者的疗法；而日本的做法则有所不同，医院和诊所开展细胞疗法不需进行验证其有效性的临床试验。目前中国已有106家单位备案了64个干细胞项目，涉及61个病种。全球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细胞研究既是新机遇，也有新挑战。

短板：复合型高端人才紧缺

以传染性疾病为例，如一旦发生肝衰竭，内科综合治疗效果不佳，肝移植仍是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匹配肝源的紧缺、高昂的费用及肝移植后的排斥反应束缚了肝脏移植开展，细胞治疗或许能带来机遇。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多潜能细胞，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可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治疗很多疾病，国内外学者利用多种细胞及干细胞已开展了肝病等临床前及临床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问题也很突出。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将其临床数据库和医疗大数据做得更全面、系统、完整？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王福生日前坦言，最大问题在缺乏复合型高水平人才。干细胞治疗的大数据是一个团队工作，包括临床团队、统计团队、研究平台、政策保障等，需要医生、护士、辅助科室、统计专家、管理专家等共同参与。

正是出于此考虑，11月初，代表国家临床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落户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作为该中心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王福生解释，“以感染性疾病临床需求为突破口，以提高团队创新能力为目标，这个中心的目的是要推进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相融合，探索新的临床诊治技术和模式，并发挥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综合优势，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复合型人才。”

临床研究与监管如何突破？

事实上，从新《药品管理法》来看，干细胞临床研究必须进行备案，必须细化干细胞专家委员会职责；强调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干细胞临床研究相关费用。“由于不同人细胞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个体化治疗细胞制剂之间巨大的差异是细胞产业最大的缺陷所在。”王福生毫不讳言：如何统一标准、如何量产产品、如何评价其疗效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难题。

当然也需应对细胞疗法的风险挑战，那么，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与监管如何取得突破是考题。他呼吁，“要做到‘两化’：一是细胞体外制备过程要遵照药品生产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即标准化；二是治疗患者需要有完整的临床方案，也就是规范化，这是细胞治疗的关键。”他举例说，单用索拉菲尼治疗肝癌临床疗效有限，分析2012-2016年552例索拉菲尼治疗住院患者，也未发现有CR。因此，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监管力度应适度宽松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中，临床研究要坚持三点：严格质控，即标准化；要安全有效，即规范化；要伦理批准，即合法化。

以肝病为例，细胞治疗前两年与传统标准治疗相差不大，但细胞治疗五年后生存率就相差越来越大。“因此，肝衰竭、肝硬化，治疗的时机很重要。细胞治疗国内采取的是药监负责审批，卫健委负责备案，因而细胞治疗既不能冒进，也不能放弃。免疫治疗对肝癌有用，期待三期临床数据有好结果。”王福生说。

来源：免疫时间   作者：马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