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获FDA突破性疗法认定，这对大陆抗癌药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创新药来说，这是个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吴晓滨注意到，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第一次在中美药监机构基本处于同一审评进度，“到底哪国监管机构先批准，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创新药还是在国外发现的作用机制、靶点基础上研发出来的。这类创新常遭人诟病为“伪创新”。

2019年1月15日，一个略显生疏的英文单词“Zanubrutinib”开始在医药圈高频出现。本土新药研发企业百济神州宣布，公司一项在研的抗肿瘤药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予突破性疗法认定，这是中国大陆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首次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

“对于中国创新药来说，这是个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消息宣布三天后，百济神州召开了媒体发布会，公司多位高管出席，甫一落座，主持人开门见山。

尽管药物仍处于研发阶段，临床试验也尚未完成，但业内人士同样给出了肯定。“代表了国际最严药品监管机构对中国创新药的肯定。”一位医药行业分析师评价。

通俗地理解，Zanubrutinib是百济神州在研的用于治疗淋巴瘤的药物。BTK抑制剂作为一种新的疗法，因其效果显著而得到认可，Zanubrutinib就是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第二代BTK抑制剂。

此次Zanubrutinib获FDA认定的适应证是用于治疗前至少接受过一种治疗的套细胞淋巴瘤。套细胞淋巴瘤是一种恶性肿瘤，在诊断时通常已经处于疾病晚期，平均生存期为3-4年。

台湾之后，大陆首例

业界之所以给出“好评”，在于这是中国大陆首个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新药。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2015年3月，台湾生物科技公司中裕新药在研的一款艾滋病新药曾被授予这一资格。那是中国收获的第一个FDA突破性疗法认定。

获得突破性疗法认定的门槛不低。首先，药物要用于治疗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的疾病，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充分的临床数据表明其与现有治疗方式相比有“突破性进展”。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原料药生产国，但市场上95%左右都是仿制药。“即便是创新药，大多只是me-too（指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药物，其药效和同类的突破性药物相当），有些甚至是me-worse（同上，指药效较差）。”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全球药政事务负责人闫小军解释，自然很少有企业能够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

有研发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Zanubrutinib有望成为全球同靶点最好的药物，也就是best-in-class。

突破性疗法认定由FDA于2012年7月设立，是继快速通道、加速批准、优先审评之后，FDA又一重要的新药评审通道。

“这一项的优惠政策最大，企业可走捷径。”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中国开发负责人汪来解释，在研新药若是获得突破性疗法认定，FDA将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比如药企在研发过程中可随时与FDA审评团队召开会议，FDA会及时和药企互动沟通并提供有关药物研发的建议，企业还可以“滚动式申报”——在部分资料齐备之后就可以提交审评。

当然，获得突破性疗法只能代表审评加快，并不等同于成功上市。不过根据过往的数据显示，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药物，有很大概率最终成功上市。

倒逼进口原研药主动降价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本土创新药企业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哪些领域会是未来本土创新药企业的机会所在？”

“真正起步不足10年，但追赶速度快。”百济神州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总裁吴晓滨总结，尤其是在生物制药方面，和其他国家差距更小。

“人才、资金、政策都到位了。”吴晓滨说，中国创新药产业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无论是对高端创新人才的重视还是在药审政策方面，国家都做了积极的鼓励和改革。

2015年之后，国家药监部门开始了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药审改革。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上市许可人制度试点、优先审评等一系列重磅政策，逐步肃清了创新药研发的障碍。之后，药监部门又转向了提升标准与监管体系，包括加入ICH、全球多中心临床数据互认等制度建设，为国内药企打造出良好的政策环境。

2016年7月，Zanubrutinib在中国开始临床试验，正赶上了国内药政改革的当口。目前，针对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的两项新药上市申请，均已被中国药审中心纳入优先审评通道，有望于2019年在中国首发上市。

吴晓滨注意到，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第一次在中美药监机构基本处于同一审评进度，“到底哪国监管机构先批准，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更新、更好、可负担的药物是整个社会的稀缺品。曾经，创新药是跨国制药企业的天下，它们遵循全球统一定价，在中国加上关税后的上市价普遍高于周边国家。但国产创新药的出现，倒逼进口原研药主动降价应对市场竞争。

最典型的是PD-1抑制剂，两家跨国药企——百时美施贵宝的O药（Opdivo，中文商品名“欧狄沃”）和默沙东的K药（Keytruda，中文商品名“可瑞达”），在华定价只有美国的约1/5，还特别为中国患者设计了按体重定价的模型。

为何“全球新”少？

2018年，安罗替尼、呋喹替尼、特瑞普利单抗、信迪利单抗等国产创新药相继获批上市。但不难发现，国产创新药仍以快速跟随为主，业内俗称的“全球新”（First in class，指首创新药）仍没有出现。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创新药还是在国外发现的作用机制、靶点基础上研发出来的。这类创新常遭人诟病为“伪创新”，认为是对国外产品的低级模仿，没多少含金量。“无论是小分子替尼药物，还是热门的单抗，它们背后的PARP、EGFR、BTK、PD-1，有几个靶点是中国基础研究的产物？”有药企研发部门人士直言，国内基础研究薄弱。

药物临床试验是新药研发过程中耗时最长、成本最高的环节。临床研究能力和资源不足，也是创新药企所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研究者是决定临床试验质量的核心因素，尤其是在创新药首次人体临床试验环节，对主要研究者（PI）要求很高。“过去国内大多PI是替国外做二期临床，只是样本量增加，而新药是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很多经验，PI的水平亟待提高。”前述药企研发部门人士说。

不过，在吴晓滨看来，本土创新药企业在起步阶段做me-too是明智的做法。 生物制药领域的特点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有统计，一个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耗费的时间和投入是12年和10亿美金。 “全球新”的难点在于失败率极高，很多试验在概念验证试验之前就已宣告失败。

汪来也觉得合乎常理。很多在国外上市的新药此时在国内没有上市，“这时候去做me-too有机会抢占中国市场。”而随着创新药上市的中外“时间差”逐步缩短，对于me-too近乎残酷的市场竞争，会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研发“全球新”。

“我相信只需3-5年，中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 ‘全球新’ 。”吴晓滨说。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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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研发的抗癌疗法首次获FDA突破性疗法认定》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马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