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Medicine：美国学术界和制药界合作关系的新趋势

最近李克强总理提出要鼓励创新，要让科研人员通过发明创造“合理合法富起来”。对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可能更关心的还是政策如何具体实施，如何形成一个良性健康的科研-产业合作体制。近期《Nature Medicine》刊登了一篇关于美国学术界和制药界合作关系变迁和新趋势的文章，X-MOL团队编译如下，以期能带来一些启发。（原文标题：Starting up andspinning out: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artnerships between pharma and academia，DOI: 10.1038/nm0915-968）

1、拜杜法案与“服务费”模式

在1980年，美国颁布了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允许公费支持的医疗学术机构与商业实体交流合作，从而使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开辟了更多的伙伴关系。拜杜法案之前，大学实验室主要是作为研究基础科学问题的中心，很少关注商业应用，拜杜法案使研究成果有可能更迅速地转化为临床使用。在过去的30年中，有超过150种FDA批准的疫苗、药物和现有药物的新适应症都源自科研院校的发现。

在这段时期，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开始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07年，主要使用的是“服务费”的模式：制药公司支付学术机构一定的费用来进行实验，来推动这些制药公司自己的研发目标。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1998年与诺华公司的研究部门——诺华农业研究所签订了为期5年总价值2500万美元的合同，以帮助诺华的研究项目。八年后，在2006年，加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与辉瑞公司签署了一个类似的5年协议，斯克里普斯研究所获得了1亿美元的现金投入，辉瑞可以得到合作成果中一半的授权。然而，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Sarah Cairns-Smith说，“这两个伙伴关系都是很大的失败。”

在那之后的几年，无论是制药企业和学术机构都开始重新思考制药领域“科研-产业伙伴关系”的性质。双方之间在研究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允许制药企业为满足不同医疗需求而分散其投资组合，而不必在其内部自起炉灶，而学术界可以从制药业界提供的药物开发资源和产业化专业知识中获益。随着制药业在过去的十年面临专利悬崖，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经费（全美主要生物基础科研经费来源）在2003年至2014年间下降近20％（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双方都承认有必要进行合作。这些因素激发了制药公司逐渐抛弃了旧的“服务费”模式。

“在这种收费模式下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制药公司将拥有科研人员研究工作的产权，”在纽约的罗氏学术研究和协作小组负者人Juan Carlos López说。“但是，学者不喜欢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做一部分实验，然后从公司拿钱，再然后把所有的结果送回给公司。学术机构现在也想从他们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中获益。”

2、技术转移与初创公司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为了使这些伙伴关系更有成效，学术机构和制药行业的合作伙伴分别创造了其内部的专门团队，以帮助寻找共同的兴趣和互补的技能。学术机构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现在更乐于通过接触私营企业来帮助学者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从1990年至2007年，来自大学的创业公司开始出现。这是因为这些大学认识到，基于早期或平台技术的某些发明将很难得到大公司的全力投入。当这些技术进一步发展，并得到更多的数据后，投资者或大公司就可以考虑通过投资、合作或收购等方式正式介入。在这段时间内，州政府和经济发展专家开始将大学创业看作一种来增加本地就业机会的途径。

自2007年以来，技术转移办公室和大学开始学习如何更有效地支持创业公司。“将技术授权给初创企业，比传统中授权给成熟企业要复杂得多，”芝加哥附近的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UTM）总裁Fred Reinhart说。“大多数学校会采用不同的许可条款、不同的谈判方式，来满足新生企业的需要。此外，大学越来越意识到，要使创业公司更成功，你需要在校园里创建一个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的环境，如明确的政策和合理的程序来处理可能得到授权的发明、提供合格的管理和获得财政资源。”

有迹象表明，这些努力已经结出硕果。自1991年以来，AUTM一直跟踪统计学术界的技术转移。从1999年到2003年，在整个工业界来自学术界的技术转让授权和选择权被执行的情况增加了22％。从2003到2008年，这个数字另外增加了7％，而从2009年至2013年增加了23％。从颁发的专利数量来看，1999至2003年增长了12％，从2004年至2008年下降了10％，然后从2009年至2013年反弹了近70％。在2009年有596家初创公司从大学和学术医疗中心剥离出来，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818家。今天，在美国从学术界分离出来的初创公司已经有4200多家。

技术转移办公室也在采取措施，确保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有适当的所有权。“我们确保我们尽早获得专利权来保护发明成果，”Reinhart说。“我们还与投资者合作，拟定许可协议，帮助初创公司取得成功。”

3、优势互补的全方位合作

2010年左右，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使更多的创业公司涌现出来。制药公司开始建立自己的风险投资部门，以提供种子资金的方式帮助以前学术界合作伙伴的初创公司，或那些能对其主要业务方向进行补充的公司。并且随着经济的衰退，制药界看到了传统的生命科学风险资本公司在生物技术方面支出的减少，所以他们开始抓住机会建立自己的创业资金。由于学术界主要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制药公司更热衷于资助那些专注于商业产品的创业公司。

根据麦肯锡公司在硅谷的合伙人Sam Kulkarni提供的资料，在2012年，用在生物技术方面的总风险资本大约是40亿美元，预计这一数字在2015年将达到 70亿美元。

以下就是这种新趋势下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2005年，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计算化学家Matthew Jacobson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合成化学家ScottLokey决定共同开发环肽，用于治疗一系列的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和癌症。由于它的灵活性，这些环肽可以接触靶蛋白的不同部分，因此可能结合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不能用药的靶标。虽然这些化合物听起来很有前途，这两位化学家无法测试其在细胞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在之后六年中只能持续理论工作。

在2009年，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与QB3（一个面向从学术界分离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孵化器）签订了一揽子协议。当辉瑞公司药物化学的前负责人Spiros Liras读到了Jacobson和Lokey发表的一些文章后，认为这些环肽有潜力进行进一步的研发。2011年，Jacobson和Lokey与辉瑞公司签署了协议，来研究这些环肽的生物模型。“辉瑞提供了他们在体外试验和动物药代动力学试验的设施和资源，可用于我们的模型系统，”Lokey说。“以前，因为根本没有这些资源，我们最多也就是做到测量这种分子在简单的无细胞实验中的渗透性。”

论文发表后，Jacobson和Lokey没有立刻想到开公司。“我不知道创业公司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Lokey说。“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QB3已经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来帮助我们走过初始阶段。”通过QB3，这些化学家被介绍给拥有商业经验的研究科学家David Earp。最终，一家叫Circle Pharmaceuticals的私营公司于2013年5月在旧金山成立了。Earp现在是该公司的CEO和董事长。虽然Jacobson和Lokey与辉瑞公司的合作协议在2015年4月正式结束，辉瑞继续资助Circle Pharmaceuticals的工作。通过与辉瑞公司和另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风险投资公司Mission Bay Capital的持续合作，该公司继续临床前研发，并已入驻旧金山以南的一个主要的初创企业基地。

当然这种合作方式也不是唯一的。4D Molecular Therapeutics是学术界和制药界合作的另一个例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工程师David Schaffer，自1999年来到该校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发基因治疗技术。“自2007年左右，我一直在思考创业，但当时经济危机爆发，我觉得时机不适合创业。而在之前八到九年，我认为生物科技还没有做好基因治疗的准备。”Schaffer说。

Schaffer在2012年通过QB3会见了拥有医生、科学家和企业家多重身份的David Kirn，两人开始更加认真地谈论关于创业地事情。在QB3的帮助下，他们于2013年9月成立了4D Molecular Therapeutics（4DMT），4DMT是目前QB3内最大的公司，有9个全职科学家和五个法律顾问。还是在QB3的帮助下，4DMT与罗氏签署了关于利用腺相关病毒治疗多种眼部疾病的协议。4DMT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UniQure和佛罗里达州的应用基因技术公司（AGTC）也有持续的合作。

然而，并非所有成功的伙伴关系都会导致一个初创公司。在2013年法国制药公司易普森宣布与哈佛大学进行一项合作，并在2015年续约。易普森与哈佛医学院微生物学家Min Dong合作，Dong自2009年来到哈佛后一直在开发肉毒毒素用于治疗神经肌肉疾病。由于目前合作的目标是基于专利申请为易普森开发一个产品，而易普森已经拥有该专利地授权许可，因此没有必要另外成立一家初创公司。

总的来说，这种合作方式使学术界和制药界的优势互补，使其努力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看起来确实是一种互利互惠的有效途径。

来源：X-MOL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