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陷临床科学危机 能否带来中西医互通契机？

西方医学一向自诩为严谨科学。可是在二月初播放的一段美国着名电视节目《六十分钟》戳破了这个“神话”，揭露西方医学在临床实验研究方面存在严重不当假设的缺陷，使得过去一世纪以来西方临床研究之推论和结果的可靠性成疑，甚至有可能会动摇整个西医临床科学的根基。

西医临床研究的错误假设

事缘于年初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将一只安眠药Zolpidem的建议妇女服用量减半，原因是因为女性的新陈代谢率比男性慢一半。所以当女性按男性服用量服药后的次早，有一半的安眠药还会继续留在体内起着作用，增加了送孩童上学时的驾驶危险。

这事件响起了西医科学的警号。节目指出西医临床实验研究有一项普遍的假设：就是一贯视雄性动物为正常和“典型”的研究对象；而雌性动物因为体内激素的浮动而被视为非典型的对象。所以绝大多数的临床实验研究都以雄性动物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完全忽略了雌性动物和女性对药物的药理反应和新陈代谢作用。出奇的是这个“先验性”的假设不仅鲜为一般医生所知，就算连直接参加研究的人员一般都不质疑这项假设的正确性。由此可见西方医学也存在一定的教条主义。

这消息掀开了西方医学的“潘多拉盒子”，震撼了西方医疗界。但是由于牵涉面太广，虽然有着名科学家强烈要求作全面检讨，FDA的态度暧昧，还不敢作出任何正面的承诺。但是目前女权高涨，相信FDA迟早还是要面对这项不科学假设所带来的严重信用问题。西方医学有可能要从基本上作出重新检讨：如何对整个临床研究体系进行革新和改造。

事件发展下去，严肃的科学家必然会进一步审视西医的施药原则。众所周知：西医一般按体重施药。体重相同的男女服用相同的药量。小童则按比重减量。既然现在揭露了在生理上“男女大不相同”，那么生理尚未成熟的孩童又应如何看待呢？相信这些问题在本世纪内将会不断困扰西方医学。

中西医交流融会的契机？

一旦西方医学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那么中医学又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中医沿用的观点推荐给西医参考呢？如果西医愿意聆听和吸纳，这将是中西医交流突破的一个百年一遇契机。

中医采用辨体（质）、辨证、辨病来决定如何组方用药。西医则按药理、病理和体重等来选药和定药量。两种做法各有其文化、理论及习惯的依据。如果能逐步融合和互补，当然是最理想的了。这次西医的问题起源于男、女与孩童之间的生理差异。在这方面，中医的“体质论”早已包括女性及孩童在内。因此可以向西医提供一定的启示。

或有人认为中西方医药南辕北辙，难以创造共同的语言来沟通。其实不然。近年内地及香港已展开“体质”的生理及物质基础研究。牵涉的学科包括：

1、反映“组织结构”特性的“分析单元”：如体表的皮肤、毛发和体内的内分泌腺，神经系统的形态学特徵及DNA双螺旋结构基因顺序等。

2、反映“生理机能”特性的“分析单元”：如心率、肌力、肺活量、膜电位等。

3、反映“物质代谢”特徵的“分析单元”：如基础代谢率、体温、尿色、血糖水平、氮平衡水平等。

这些都是西方医学可以听得懂的科学语言。只要假以时日，当“体质学”的科学研究更趋成熟，中西医学的初步交流应是可以进行的。更理想的是中西医学能共同携手切磋研究、互补长短。

西医视野投向非唯物领域

很多人认为中西医无法沟通是因为西医将唯物论、还原论（reductionism）及机械论等套在人体机能上。因此无法用整体观及“非正统”的方法来进行诊治。但是近年来有迹象显示西医的视野亦正在扩展到非唯物领域上。例如上月有文献报道在新西兰有人研究“个性personality”和疾病之间的关系（注四）。该研究将人的个性分为五类：外向型（extraversion），意识型（conscientiousness），友善型（agreeableness），神经质型（neuroticism）及开放型（openness to experience）等。研究数据指出：“意识”强的人一般比“意识”薄弱的人晚十年才产生健康毛病。上述的研究与“中医人体九种体质”有些地方不谋而合。但是是否就能以这些共通性作为“求同存异”的交流起点还需拭目以待。

虽然中西医之间的鸿沟看来难以跨越。然而中医的“体质论”正朝？唯物方面发展，而西医却在向非唯物及非机械的方面靠拢。如这些趋势持续下去，这两大医学体系有一天可能会真正沟通融会起来共同造福人类也说不定。而《六十分钟》揭露的“坏事”却可能无意中玉成了中西医的“好事”。

来源：大公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