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医院的“夜壶式”生存 出生落魄生死较量

近段时间，儿科、急诊科关注度居高不下，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在为他们奔走呼吁，然而，鲜有人知道，传染病医院也遇到发展的瓶颈，亟需“救助”。

传染病医院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戴上了“夜壶”的身份，虽是必需品，却并不被重视。每当重大疫情来临，传染病医院的医生总是战斗在第一线，拼出性命保家卫国；一旦疫情消退，又遭人嫌弃。

出身的“落魄”预示着命运的坎坷。多年来，他一直面临着“生”与“死”的话题。在欧美国家纷纷将传染病防治归纳在综合医院时，我国效仿前苏联建立的这套传染病医院体系似乎显得“多此一举”。但是，每当疫情发生时，他的巨大贡献又会让人们意识到，“撤销传染病医院”依然需要再商榷。

目前，传染病医院已经站在“生死边缘”，人才匮乏、医院运行投入巨大、学科建设单一薄弱……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快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棵稻草。

“夜壶”难弃，又爱又恨

谈及传染病医院，似乎医院周围的空气都漂浮着致命病毒，遇见传染病医院，老百姓通常都会绕道走。上海市民就给传染病医院起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夜壶。老上海，夜壶是居家必须品，晚上应急最需要，但味道难闻，不用的时候，离谁的床近，谁就烦。

传染病医院正面临这样的境遇。烟台市传染病医院虽然远离市区，但随着近几年楼市火热，医院周围也盖起了居民楼，地产开发商开发出楼盘后，到处宣传传染病医院要搬走。消息一出，医院周围的房价立刻飙涨，每平米接近12000元，随后，由于政策调整，原本打算搬迁的传染病医院暂停搬迁计划，房价又骤降，跌至9000多元。

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为了减少老百姓心中的恐惧，有些传染病医院通过改名来“改头换面”。某某城市第三医院、第六医院、第十医院由此纷纷出现。刚开始，老百姓还奇怪，“什么时候建了个第六医院”，当得知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传染病医院后，恍然大悟，继续给政府写提案，要求医院搬迁。

SARS过后，各地政府对公共卫生加强了重视，传染病医院重新定位。一些传染病医院被规划到远离市中心的偏僻位置，新病源收不上来，老病源又有流失，原本患者稀少的医院更加显得冷清。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搬迁新址的头三年，日均门诊量不足100人次，甚至不及市区的社区诊所。

恶性循环还在持续。患者稀少使得医院收入拮据，经营困难，长期看不到明显回报，政府在给医院投入时也缺乏动力。沈阳第六人民医院院长丁世斌清晰记得，在他刚刚接任院长时，前任院长对他说的那句话——马上到元旦了，职工的70万取暖费还没有着落。为了这70万，丁世斌成宿的睡不着觉。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在2012年得到市政府400多万的人头经费投入，以及1000多万的专项投入，然而，对于承担了天津市1300多万人口传染疫情的医院来讲，1400多万多少显得杯水车薪。与此同时，医院原本得到的2.5亿原址扩建项目，也因种种原因搁置而未能实现。

山东烟台市传染病医院往年拿到的拨款在288万左右，去年政府特地增加投入，拨款金额达到320万，对于医院来讲，这是莫大的好事，但是医院依然面临“缺钱花”的窘境。

撤还是留，争议不断

几年前，内蒙古专门建立的传染病公共卫生中心由于一年收不上几个病人，每年花费上亿而被拆除；耗费7天7夜建立的，着名的北京市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也在闲置了7年后，于2010年迎来了同样的命运。

这是SARS之后，传染病医院的命运，也是SARS之前，传染病医院的命运。

素有“第一传染病医院”之称的北京地坛医院差一步成为过往。2003年初，按照“北京市医疗机构结构性体制改革的精神”，地坛医院将被撤并到北京佑安医院，撤并时间定于当年3月的全国“两会”之后。在卫生部门看来，有五百张床位的地坛医院平时收治患者只有二百多人，医疗资源浪费巨大，地坛医院需要被合并。

然而，2003年4月SARS来了，地坛医院在这次抗击非典战役中共收治了329名非典病人，其中危重病人占到50％以上。地坛医院立了大功。由此，各级政府意识到了传染病医院的重要性，“城市消防员”不能说撤就撤。地坛医院被保留了下来，全国的传染病医院也有了发展契机。

SARS还未结束，原卫生部与发改委就做出规划，拿出10多亿加强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各级政府也紧随其后，纷纷表示要加大投入。仅2005年—2009年，全国传染病医院的业务收入年均增长32%，房屋建筑面积年均增长近8%，职工人数年均增长6%。传染病专科医院也从2002年的128家，发展到现在的164家。

可谓好景不常，传染病医院红火的日子很快成为历史。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黄二丹的“关于传染病医院财政经费保障”的研究显示，2007年的148所传染病医院中，63.5l％出现亏损，当年结余占总支出比例大于5％的仅12所。个别医院甚至由于流动资金不足，长期无法偿还药品债务，而被药商起诉，关闭了银行账号。

争议再次响起：疫情未来时，传染病医院运转低效，政府给予巨大投入是否“物有所值”，传染病医院有没有必要撤并？

就在小汤山医院被撤时，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对此表态，小汤山的多年闲置并不是浪费，就像持续没有战争，多年不用的武器要被淘汰、销毁，但却不能叫它浪费，而是有备无患。原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教授生前却认为，未经科学论证就匆忙上马的传染病医院，会带来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公共卫生工作缺乏效率。

前不久的一个公开场合，一位政府官员也向健康界透露了当下对传染病医院建设的种种担忧，有些传染病医院达到1000张床位的规模，而患者来源能否充足，医院能否自己活下去，都是未知？

作为公益二类差额拔款的事业单位，传染病医院得到了国家在基本建设、离退休人员、政策性亏损、承担突发事件任务等方面的投入，与此同时，医院还需要通过医疗服务挣取收入，确保医院运行。这就意味着，传染病医院发展需要自谋出路，在医疗市场上与综合医院、其他有专科特色的专科医院进行竞争。

竞争需要实力，然而，传染病医院有这个实力吗？

人才困境、成本太大

“金眼科，银外科，哭哭啼啼传染科”。这句话充分反映了这个学科的状态。传染病医院的院长们也不否认，有门路的医生总会想办法离开传染病医院另谋高职。“想在传染病医院致富不容易。”一位传染科医生向健康界表示，不管是在综合医院传染科还是传染病专科医院，传染病医生收入都是“垫底”的。

人才是任何一家医院发展的立命之本，没有了人才，医院发展就会成为空谈。可是，生活都难以为继，谁还会倾心于这份工作呢？

四川省成都市传染病医院想对医院学科建设做进一步提升，希望引进高端人才以及学科带头人，在招聘时开出了优惠条件，给住房、给安家费，但依然没有招来人才。“引凤不回巢”的局面不仅仅是收入少的问题，传染病医院的病源稀少，没有用武之地，也成为医学生不愿意在传染病医院就职的原因。

此外，学科建设的单一局限性也让医院发展走进了死胡同。传染病医院主要集中在肝病科、传染科、结核病科以及中医治疗，主要局限在内科治疗手段，由于收治病种范围狭窄，诊疗科目单一，导致医院无法独立承担应急医疗工作。

近年来综合医院感染科、消化科实力增强，在医院综合实力的支撑下，医疗技术如虎添翼。《2012年度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传染病学科排名中，只有北京地坛医院这所传染病专科医院挤进前三名，但名次仅为第三，第一名与第二名均由具备综合实力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获得。有竞争力的技术水平让传染病患者也由专科传染病医

传染病医院生存难，还难在处处都要核算成本，处处都要想着如何“抠钱”。

根据传染病医院管理要求，病房设置必须遵照“三区两道”的原则，占地面积大，设置床位少。对于传染病收治，隔离、消毒、防护及污水污物处理要求高，医院投入成本大，由于无收费项目代码，不能对病人收费或收费标准偏低，很难弥补医院消耗。

仅传染病医院的垃圾处理成本远远高于其他类型医院。一个月仅垃圾袋就能花费掉1万多块钱的情况在传染病医院不算新鲜。“我们所有的垃圾都得当做医疗垃圾来处理，这要比生活垃圾处理花费高出10%—15%。”杨积明苦笑道，“尤其在夏天，如果患者买个西瓜回来吃，全部吃掉我会很高兴，如果没有全部吃完，按照每斤垃圾三块钱来算，比买回来个西瓜还要贵”。

垃圾处理算是小成本，医院还需要招兵买马自建污水处理站，对进入医院又从医院流出的水质进行消毒，即使水质监测合格，也还要向有关部门上交一笔费用，以检验水质里是否有病原微生物。

各显神通，窘境突围

内忧与外患，传染病医院发展四处碰壁，未来究竟在哪？在传染病医院建设规划缺乏清晰思路时，各家传染病医院因时因地制宜谋发展或许是最好的突围方式。

辽宁省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抓住了辽宁省丙肝感染事件以及艾滋病患者治疗肿瘤被拒事件，向政府提交报告，强调了传染病患者归口治疗的重要性，政府当即给予了专项投入。“自己的日子还得自己过”丁世斌向健康界坦言，医院正是抓住了几个时机快速发展，这些时机正是传染病医院公关政府，强调传染病医院重要性的时刻。

对于承担了公共卫生职责的传染病医院来讲，需要向政府要政策，谋发展。也正如业内流行的那句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认为，无论是综合医院传染科还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政府一定要加大投入。

2009年甲流的时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前往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调研，在医院食堂吃饭时，中心主任张志勇向俞正声汇报了医院面临的困难，随后，政府拨来1个亿，医院的应急用房有了着落。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分别下发了《关于对传染病病人进行归口管理和集中收治的通知》和《关于传染病参保患者住院医疗费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医院明确为传染病归口管理和集中收治单位，并从医保的费用支付标准上使这项工作得到了具体落实。2008年7月初，医院减免了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的住院门槛费，也被作为大连市肝炎后肝硬化慢性病患者选择的唯一一所定点医疗机构。2009年，政策再次给予支持，在加大医保资金投入的同时，针对新农合病人减免了挂号费、诊查费、取暖费，并且将检验费、超声、CT检查费降低了10%。患者享受到了实惠，纷至沓来。

在政策支持政府投入的同时，也有医院从自身着手，增加医疗技术综合实力。地坛医院成功转型发展综合医院，让大家看到了走综合化之路的曙光。北京地坛医院搬迁到新址时，确定好了走大专科小综合的发展道路，承担起了周边居民的医疗卫生服务，起初老百姓并不买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地坛医院有了生存之机。“医院医院周边没有大型综合三甲医院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好的机会。”地坛医院院长张永利说。

然而，并非所有的医院都能够成功转型走向综合化。在164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中，3/5的医院床位在50—300张，大于500张床位的只有19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经营模式是否适合传染病医院，成为更多院长考虑的问题。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院长刘景丰认为，即使医院无法走综合之路，也要想办法提高综合治疗实力。他带领的团队不仅借助了福建医科大学的综合医疗技术能力，同时还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依托来进行人才建设。“我们医院的人跟管理是由福建医科大学提供，有一个词叫做身份管理变成岗位管理，包括我在内，我现在是法人，但我的工资关系还是原来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突破，整个团队都过来了，我们是依托一个综合医院来进行综合救治能力的建设”。谈到这种管理创新，刘景丰也感到很自豪。

传染病医院要走综合化，但是一定不能放弃医院立命根本——传染病学科建设。地坛医院打造的以肝病中心、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心、危重症医学救治中心为核心的传染病学科群，在医院综合实力提升的基础上更加巩固；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在原有的肝脏内科治疗基础上，加大了对外科、介入方面的攻关力度，医院正逐步打造以肝病为中心的综合救治能力跟技术体系。

此外，医院还在名字上下工夫，更加突出了医院的学科特色。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亦是如此。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由成都市传染病医院、成都市结核病防治医院、成都铁路局结核病防治医院合并而成，主要收治结核、肝病以及艾滋病患者。目前，医院的结核病区从两个变成6个，仍然有病人住不进来，艾滋病人从最初的收两三个病人，变成现在的每天在院艾滋病患者80人，高峰期甚至需要提前预约住院。就在今年，医院还专门开设了两个重症医学科，一个专门收治非呼吸道传染病人，另外一个专门收治结核病人，医院收治重症传染病患者的实力大大加强。

不难看出，各家传染病医院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时、因地制宜谋发展，确实能够让医院杀出一条血路，然而，更多的传染病医院还面临着“吃不饱”的困局。在目前医疗行业政府补偿机制不到位的大背景下，传染病医院如何面对业务发展的局限性和市场竞争力不足等问题，如何承受更为沉重的生存压力和发展压力，值得深层次的探讨。

来源：健康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