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和医生的利益，究竟是谁在关注？

移动医疗最近可谓火得出奇，以一呼医生为代表的能挂号加号的APP，在一个月时间里，三级跳似的登上了地方台、央视新闻直至《焦点访谈》的舞台。

就关注度和“媒体待遇”而言，这些创立不过几年的移动医企，走到了传统行业或许十年也没法达到的高度。可惜，这些报道虽然把移动医疗的功能渲染的神乎其神（有些方面显然是夸大了），但也都指出，这种做法在目前是灰色地带甚至有违规之嫌，是医生的个人行为等等。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刚刚发生的另一则新闻——某在线教育平台被媒体曝光有很多老师在上面兼课，收入不菲。而地方教育部门在报道后，立刻表态：教师不该业余时间在非官方平台上兼课，应予禁止。

令移动医疗企业汗颜的是，这家教育平台回应的犀利态度和透彻程度堪称典范：“在关注教师的收入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学生的收益”、“互联网红利让许多教育匮乏地区的孩子可以享受到顶级教育”、“认可并支持老师通过互联网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收益”……

其实移动医疗企业更该这么大声的喊出来：我们让更多人享受便利，我们为啥被指责？

患者和医生的利益，究竟是谁在关注？

借用一下这套出色的逻辑，看看移动医疗这行，不难发现几个有趣的事实：

第一个：有人关注患者的利益没有？

有，但在很多报道里的患者行为，就是极少数患者和号贩子之间勾搭，多数人挂不上号，这离事实太远。

患者为啥喜欢用移动医疗APP，是因为在事实上，移动医疗几乎是现在唯一有效率的补充预约方式（是补充），确实解决了急需患者有效迅捷挂号的难题，有用有效。

但这种做法遭到非议。这不由让人想到了若干年前，大医院推出数百元一个的“特需号”时的情景：当时也是被媒体批的热火朝天日，还提出一个伪命题——医生都去看昂贵的号去了，谁看普通号啊？

但多年过去，普通号并未消失，而特需号也成为了一种官方高度认可的“用市场化的手段调节医疗资源”的方式。而在线加号，无疑就是特需号的民间版。

但医院差别对待的原因是，特需号的命脉操在医院手上，而在线加号对医院的依赖度较低，谁都愿意管“听话的孩子”。

在现有体系中，最有改革动力的当属移动医疗企业。无它，因为它们必须让市场买单才能活，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它有理由比医院的行政官员更能接地气的关注患者利益。

而传统的挂号分配方式满意度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不管哪家公立或者有官方背景的挂号平台，都是对医院上班时间内的诊疗资源进行分配，不管怎么横切竖切，总体的号源就是那么多，潜力已经瓜分殆尽；而移动医疗促进的，是医生在业余时间为更多一点的病人看病，提供的是增量的号源，由此而显得更有效率。

当然，公立平台输出了绝大多数的号源，但移动医疗把公立平台鞭长莫及的医生积极性调动了起来，两者本该互相补充。

因此，当媒体报道移动医疗的“神通广大”时，也该问问患者是否真的满意？

第二个：媒体的报道替医生想过没有？

没有。所有的报道里，医生都被明指或者暗指和移动医疗平台“勾结”，他们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行为是贪图嗜利的。

这公平么？事实上，就连央视的报道中也提及，很多的医生并不排斥移动医疗。相反，有位从业50余年的医生撰文表示，加号应该是医患之间的事。他说，加号是医生的权力，是对患者情况的灵活把握、是根据患者情况（甚至包括其需要被医疗救济的紧迫程度）而做出的负责判断。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多数的医生加号是为了更好的看病人。而且，加号可以由医生根据实情来提出。目前，所有的在线加号都需要提交病人信息供医生审核，而这个程序在公立加号是没有的。这个细节很能说明，在线加号的医生不是至少不是主要为了钱，而是为了给更需要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帮助。

医生的个体是微小的，但不应低估这些个体的善良。就像301医院的一个医生，先问病人病情，再是否从外地来，再问急不急，然后选择是否给病人加号。这样负责的医生，在加号的医生里是多数。

不同的是，以前医生加号，只能加给身边熟人、老病人或者无奈闯进诊室的病人。而现在通过网络加号，可把医生的增量劳动通过一种平等有效率的方式分发给尽可能多的人。

两者孰优孰劣，非常明显；受益的人群究竟是减少了还是扩充了，一看便知。

第三个：让公立医院来提升挂号效率和医疗服务质量，现实吗？

用个故事来说明吧。

某小区一直车位紧张，到处乱停。但其实有些车位是车主长期不在家而空闲的。于是小区的保安就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收几包烟，给那些找不到车位的人，指点一些可以停的有主的车位。虽然人们会抱怨保安，但却很多人选择给他们烟。

但是由于保安无法准确的预知车位是否有人会回来使用，经常产生一些纠纷。虽然他们也在客观上方便了一些急需停车的人。

后来，物业开始干涉。一方面，物业弄了一套地锁，让不开车回来的业主可以锁住车位，避免占用，减少纠纷；另外，惩罚保安，让他们不再收烟。但这套方法的结果是，整个小区的车位更紧张了。

然后，小区来了新物业。引进了一套智能系统，让每个车主可以在自己不用车位的时间，把车位用APP发布出来，免费给那些没有车位的停车者；进一步，新物业还通过物业费打折等优惠，教育每个有车位者都养成这种把自己的碎片不用车位时间让给别人的习惯，从而让小区的车位紧张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个故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保安就是号贩子、老物业就是医院和医院的管理者、新物业就是那些被称为“商业机构”的移动医疗公司，我们会发现——

1. 老物业（医院）没有管理创新的动力，他们只能在合法（保护持有车位者的利益）但是毫无进取心（锁住车位，同时也锁住了车位被创新利用的可能）但并不太合情，看似做了很多，但对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分配并无裨益，供需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

2.新物业的方法最好，哪怕他们要贴钱（物业费打折来教育用户），但是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改善了资源分发的效率，等于增加了新的供给，有效的缓解了矛盾。虽然，这种过程是投入最大的（贴钱，建系统）、风险最大的（改革环节多，影响的层面多），但从长期来看，这家物业的口碑无疑是最好的，他们最终会吸引更多的小区去选择他们。

现在政策给的创新空间足够么？

目前，北京市卫计委的《通知》成了唯一试图界定此类行为的成文的官方文件。

文件的核心态度：是医生“不能和商业平台合作获得不正当利益”。

虽然，包括一呼医生在内的大多数企业都修正了自己的模式，承诺在这一文件的框架内行事，但这样是最好的么？至少，这不是一个创新空间最大化的规定。

其实，在线加号正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利用先进技术合理解决现存问题的创新范本，是患者、医生和管理者三方效率最大化的结果。

它需要两个要素的支持：

1.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来自互联网的患者进行多点执业是效率最高的，特别是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让医生为了一小时的自愿加班而坐两个小时的车是不现实的；

2.医生在业余时间安排自己的劳动，不管和什么平台合作，都不应该被界定为“不正当得利”。

但困难的地方在于，就像很多报道里的医生在办公室里接受加号就是和移动医疗“勾结”的这种神逻辑，虽然医院的管理者也心知肚明，这样的方式是效率最高、也最节省医生的时间精力的，但它们就是不愿拿出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另一个困难是，当医生的服务边界由于移动平台的加入而明显扩大时，这种服务突然遇到了叫停。

那么，我们是否该呼吁，如果真的提供一些办公场所，就等让医生每天多看5-10个病人，那么在号资源奇缺的情况下，为何不对医生多一点宽容和支持？对医生自愿输出劳动的，给一些场地和规则上的支持而不是阻挠？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想到，互联网渠道来的病人和在窗口、用公立平台挂号的病人，是同等同权的，他们不应为选择了更方便的渠道而成为“不正当得利”的共谋者。

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想到，如果医生不能多点执业、自由执业，仅仅靠医院方制定更严格的管理规定、开发几个缺少人运营和打理的APP，抑或再把医生管的更死一点，到底对公众的就医便利是否有帮助？

目前，从媒体报道的反映可以看出，第一次登上央视新闻时，多方关注；第三次登上更高层次的“访谈”时，已是应者寥寥。

这仿佛透出一种公众的疲倦，显然人们更关注能够实际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不是日益升高的调门。

来源：HC3i中国数字医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