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带量采购的启示：医保部门主导或成趋势

近日，随着上海对带量采购的三个品种(阿莫西林口服常释剂型、头孢呋辛酯口服常用剂型、依那普利口服常用剂型)进行了公示，该市带量采购第一批中标结果似乎尘埃落定。

从文件的内容来看，上海此举基本保持了一贯的严厉风格，不仅对投标企业的资格设置了高门槛，对于中标企业、配送企业的后续执行也下达了“高冷”的命令要求，以致让业界不得不为中标企业捏一把冷汗——中标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倘若在此后的抽检中不符合要求，将付出的是“进入违规名单”的代价。对于上海的规定，业内也给予了高度的认可，除由医保办接棒药品采购工作外，用严规真正让量落实到位的做法也极具借鉴意义。

特邀嘉宾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行业研究员 干荣富

九州通集团业务总裁 耿鸿武

人福医药集团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元虎

让量落实是核心

记者：您觉得上海选择这三个品种进行带量采购的原因是什么？

干荣富：我认为，因为这三个都是质量可靠、临床作用得到认可的药品，所以上海就选择这三个品种进行带量采购。另外，这三个品种中的阿莫西林和头孢呋辛都是抗感染药，依那普利则是治疗高血压的药物。抗感染药物占了两个，其实一个就够了。因为现在国家也在限抗，倒不如换成糖尿病类慢性病的治疗药物。

徐元虎：基层医疗机构首选的是基低药、其次是基药、再次是低价药，二三级医疗机构对基药的使用量与金额各地也有相应比例的考核要求，目前低价药的带量采购、量价挂钩并没有真正落地，这三个品种都属量大使用频繁的基药，选择此进行试点，一是保证使用面，二是保证基本的量，三是确保医保能实现支付，最终确保试点成功。

记者：有观点称，上海此举真正实现了带量采购“量价挂钩”，同时，能够起到节省医保支出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解决药价虚高等问题。您认为，上海此举意义何在？

徐元虎：目前的试点仅仅是个点，仅仅局限在基药的3个品种，即便试点成功也不能代表真正实现了带量采购“量价挂钩”，也不能说真正起到节省医保支出的作用，也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时也需要相应的配套服务措施跟上。

耿鸿武：带量采购有量，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上海此次最大的亮点。另外，招标采购的主体为医保部门，这也是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亮点，能够让医保参与到采购的过程中来。

记者：从上海的文件来看，为了保证药品质量，企业即使中标，后续仍需面临一系列严厉的检查，“未必能够笑到最后”。您觉得上海如此严厉的规定，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徐元虎：对目前选择的3个品种来说谈不上严厉，生产企业保证质量是不容怀疑的。

干荣富：我觉得上海现在为了保证药品的质量，提了这么多要求是相当好的，能让老百姓用到放心药。要求严格，正是为了让企业以后供应的品种和第一次供应的质量、标准、原辅材料等都保持一致。

耿鸿武：从上海招标的整个过程来看，可以说是做到了对质量的保证。但最终其实还是想用这个方式来保障上海的用药水平，保持质量的更高层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用企业规模作为药品质量的衡量标准，是不完全准确的，不能说企业规模越大，质量越好；
或者说，通过某种认证，企业的产品质量就绝对好，这是不一定的。因为过了认证，在实际操作中，个别企业未必会按GMP要求去生产，甚至偷工减料，产品质量可能连小企业的都不如。所以，还是要客观地来评价药品质量。而上海的做法，则不仅仅追求质量。

记者：据业内人士估算，按照上海此次采购要求，在实施带量采购前，三品种年上海医保支出1.2亿元，实行带量采购后三品种医保份额压缩至0.1965亿元，总体医保控费或降83%。您认为此估算是否合理？同时，上海此举今后会否被其他省份所借鉴？

徐元虎：个人认为，估算选择的产品有指向性、数量也少、治疗领域也比较单一，不具备普适性，谈不上合理与否。而上海的试点，对其他省份起到抛砖的作用能否引玉尚需较长的周期。

耿鸿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法，我认为这个算法不合理。就算是估算出来的数据，到时候临床是否达到这个量也不能绝对肯定。只能说，由此可以看出的是，通过带量采购的方式，确实可以使原有的价格得到一定幅度的下降。值得肯定的是，实施带量采购后，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益处，如可以降低药品价格，控制医保资金的支出等。

干荣富：医保控费降83%的算法是有错误的，不可能有这么多。据我了解，内部估算大概降50%-70%。而就上海的举措来看，一方面，上海对药品质量的高要求，是其他省份所不及的；另一方面，上海对中标的厂家的要求十分严格；此外，带量采购由社保部门来主导，也是值得其他省份学习的。

回款仍待追踪

记者：资料显示，上海之后将在此次基础上继续引入其他品种进行带量采购，并探索第三方药品集团采购组织采购。在您看来，上海这种做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对于第三方采购的方式，您持何种观点？

徐元虎：顶层设计是关键，设计得好此法具有可操作性，设计得不好又会陷入利益集团利益分配纠葛之中，还有滋生腐败的风险也不可小觑。

耿鸿武：目前在整个带量采购中，广东以合同来进行带量，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带量采购，然后就是上海。而上海跟广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广东是由药交所，一个第三方平台来做，上海最主要的是由医保部门参与，最终跟医保资金支出挂钩，而这种方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带量采购的方向。从操作的层面来讲，上海的做法意义还是很大的。

记者：有观点认为，相比上海的“保质量”，安徽此前在招标中所要求的带量采购，似乎更倾向于“求低价”。那么，对于这两者不同风格的做法，您有何评价？

徐元虎：貌似不同风格，本质都是“求低价”，求低价是趋势，保质量与价格不矛盾，质量的监管会成新常态，以确保产品的质量。

干荣富：安徽的做法和上海的不一样。不过，从安徽省对基本药物采购连续出台的三个指导文件可以看出，安徽省对药品质量的要求也在一步步地提高。而上海的带量采购，严格要求了药品质量，而且中标的三家企业也值得信赖，总体应该是可以放心的。

目前，老百姓已经深深体会到看病难看病贵，但很多老百姓对于药品质量的可信度问题尚没有明确定义，即认为国家对药品有统一的标准，那药品质量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还是有所差别。就此而言，在今后国家更要注重的问题是，药品质量的保障工作需要根据不同环节由对应的负责部门来落实责任。例如，由药监局管生产过程的药品质量；在流通过程中、产业链中，则由商业配送部门负责。

耿鸿武：安徽的带量采购从目前的文件上看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带量。各地可能也会上报一些数量，但是这个数量是否能够真正落地，还要从几个角度去考虑：第一，这个量是否可以真正落到采购量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什么制度和规则可以保障这个量可以真正落实到位。第二，安徽提到带量采购，但好像并没有和量挂钩，这也是需要重点关注。

另外，对于提到的“安徽求低价，上海求质量”，其实，上海选择最低价中标，也是为了求低价。只是，上海把技术标门槛提高后，可以保证最低价中标的产品的质量。而安徽则是因为技术标的标准不够高，所以让人觉得其用最低价格招标进来的产品的质量都一般。所以说，不能单纯说一个地方求低价。

更重要的是，除了探讨量、价的问题外，更主要的还要注意量、价及回款时间的问题。经常说量价挂钩，但是在新一轮的招标，包括上海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款价问题，虽然都设定了30天、60天回款的要求，但是实际上真正回款的时间可能需要半年、一年。因此，不能忽略了量、价、款的问题。

记者：对中标企业来说，面对如上海的严规，该如何在保障药品质量的同时在营销模式上进行转变？

徐元虎：企业营销模式首选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和不可挑战的底线，聚焦产品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顺势而为是唯一的出路。

干荣富：第一，品种没进入医院的企业，应赶紧改变营销策略，上海进不了，就转移阵地。第二，公立医院进不去，可以尝试进非公立医院、零售终端等；另外，现在“互联网+”医药正热，还可以考虑网上销售的渠道。总的来说，在规模化、企业化、兼并重组的影响下，这两年的确会淘汰一部分企业。由此来看，部分企业一方面可以选择改行；另一方面可以做大健康、做养老事业。换言之，在自己没有优势的情况下，赶紧掉头。要活下去，就要改变策略。

来源：医药观察家报   作者：何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