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领域的教师是如何从实验室走向创业的？

现如今，生物领域教师创业并不少见，而最开始生物学知识真正用于商业领域、生物教师进行创业时却是困难重重。一个科研成果是如何从实验室走入公司的，之间又需要经历了哪些波折呢？有创业理想的人都应该了解一下。

1973年11月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改变了生物科学领域高校与行业的关系。这篇名为《体外构建具有生物功能的细菌质粒》的学术论文，描述了如何将两种不同的质粒——即染色体外能够自我复制的环状DNA分子——切割成片段后再互相重新接合，创造出一种具有两种母体分子特征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全新质粒。

DNA重组技术的出现

这项将两种不同来源的DNA片段重组、创造全新DNA序列的技术，为一个新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新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价值高达3600亿美元。19世纪以来，从化学到电子学再到农业，科学家在各个行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家在生物技术行业诞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以往全然不同。过去，大学教授扮演的角色有顾问、发明家，甚至是公司创始人。但是，他们扮演这些角色的同时，也承认高校和行业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晰的分界线。

对于高校教师提供的咨询服务，大多数高校都会正式或非正式地坚持“每周一天”的原则。高校允许甚至鼓励教师每周一天在校外机构任职，认为这种与“现实世界”的合作对双方有益。同时，工时限制也提醒那些过分热衷于校外工作的高校教师，其首要职责是服务于为其支付薪酬的高校。从以往来看，如果科学家参与商业活动过于深入，就会辞去高校职务。偶尔，也会有科学家尤其是工程领域的科学家游走于高校和行业之间。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人们也认为科学家不会同时身兼二职，这两种工作之间的界线还是比较清晰的。

然而，生物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生物技术诞生于几乎与产业没有任何关系的学科，它撇开了老套的模式，转而倡导相互融合、界限模糊的校企关系。生物技术行业发展之初，高校教师不仅担任企业顾问还成为企业家。他们创办公司，供职于董事会，他们取得的最新进展不仅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早些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备开展生物技术研究所需的知识，而且这些人几乎全在高校任职。这些科学家大多无意辞去高校职务到一个前景尚不明朗的行业创业。想要创办企业的风险投资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吸引科学家在不辞去高校职务的情况下参与创业。

结果，很多科学家一边继续在高校任职，一边开始创办公司，公司发展壮大到难以兼顾时，他们才会选择离开高校。发展中的创业公司也需要证明其科学合理性，以便说服那些无法判断初创公司技术可行性的风险投资者和跨国公司予以投资。因此，由知名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咨询委员会应运而生，以向潜在投资者说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这样不只是把一位教授，而是把多位教授与一家企业关联起来，而且他们的个人利益和经济收益也与企业成功与否密切关联起来。

1979年至1982年间，生物技术行业蓬勃发展，吸引了更多教师投身此类创业活动。少数教授在创业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s）之后个人财富就出现了暴涨。到了1980年，即使是那些曾经自称对此毫无兴趣的教师也开始参与其中。虽然这种创业精神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担忧，但是这种创业活动依旧发展迅速。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领域的创业活动已经十分普遍，而且这些创业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通常谈起科学家投身创业，人们都觉得似乎这一切势在必行。DNA重组（rDNA）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势必会走向商业化，而除了科学家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诚然，这项技术取得了巨大科技进展，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但生物技术通过这种学术研究与行业相结合的特殊发展道路实际上并非不可避免。在教师创业在生物科学领域成为一种新常规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很多障碍。

对高校内部的创业活动肯定有批评之声，但这些障碍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主要存在于文化层面。相反，主要障碍是有意投资新兴行业的资金有限，因为在这一新兴行业，从科学发明转化为适销产品显然需数年时间才能完成。DNA重组研究也将因安全问题而受严格管制。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1977年就曾出现过）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潜在投资者的投资念头。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风险资本市场到了1978年几乎完全枯竭。不改变这一状况，生物技术创业公司的前景，甚至是科学家创业（至少是这种特定形式的创业）的前景，就会受到很大质疑。

1977年末，美国国会决定取消对DNA重组研究的管制。1978年末，大幅削减资本利得税的提案获得通过；1979年，劳工部发布了监管解释条款，允许养老金投资风险资本。这三项政策决议的实施改变了生物技术创业公司的环境，帮助创业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了快速发展和不断壮大。在上述各项政策决议中，有关创新的经济作用的论点非常重要，在DNA重组的监管决定中起着关键作用。

早期创业

DNA重组技术一经问世，其潜在风险立刻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其实际应用的潜力也同样备受瞩目。早在1974年，《纽约时报》就提出，这项新技术或将创造固氮微生物来替代化肥，制造出治疗糖尿病的新胰岛素，更方便地生产抗生链霉素。同时《财富》杂志声称：“通过微生物的基因改良，我们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推广工业微生物学的基本条件。”对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科学家而言，这种可能的影响十分明显，生物学现在也能“移动星星了”。至于如何实现上述目标，科学家在此过程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却远不够清晰。因为在生物学领域，学术界与业界之间的分界线十分明晰。在业界，极少有专家具备开展基因重组研究计划所需的技能。相关的知识都集中在高校，因此，如果DNA重组技术要实现商业化，那么科学家必须参与进来。但是，参与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教师可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行业也可聘用刚毕业的博士。这两种方式可能一直是最传统的方式。或者，科学家或许也可一起创业，但是仍在高校教师保留职位。可以想到的途径有很多。

但是，1976年之前，商业化开发的情况并不多见。1975年，美国的一家小型微生物公司赛特斯（Cetus）宣布将会进军DNA重组领域。赛特斯是一家由科学家创办的生物技术创业公司，在当时十分罕见。这家公司创办于1971年，创办人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三所高校的教师。该公司计划制造用于筛选大型微生物菌落以获取（比如可加快抗体产生的）有益突变的仪器。

赛特斯公司早年取得的成功并不算突出。虽然1974年该公司已与先灵葆雅（Schering Plough) 、普强（Upjohn ）、拜尔（Bayer）三家制药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公司内部管理混乱，且急于开拓其他研究领域。第二年，赛特斯与斯坦利·科恩签约，邀请其担任为公司顾问，并高调宣称：我们不仅计划对工业微生物进行DNA改良，使其生产大量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人体蛋白质。我们还计划创立一个全新的行业，宏伟目标是利用工业微生物生产大量非常重要的全新微生物产品序列。但是该公司并没有实施上述计划的实际研究项目。

除了科恩签约赛特斯顾问之外，学术界最能体现企业家精神的，不是科学家而是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主任尼尔·瑞默斯（Niels Reimers）。科恩 玻伊尔都没有调查过为他们的DNA重组方法申请专利的可能性。然而，瑞默斯从《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上了解到科恩的研究成果后，主动与科恩商讨申请专利的可能性。科恩起初表示反对，认为DNA重组技术不适合申请专利。然而，瑞默斯说服了科恩，认为申请专利不仅能为斯坦福大学带来经济收益，还能加速这项技术走向市场的步伐。1974年11月，恰好赶在专利申请的一年期期限截止之前，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为科恩 玻伊尔的DNA重组技术提交了专利申请。校外的商业化进程也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有几家跨国制药企业开始在内部对DNA重组开展小规模的研究。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简称ICI）投入４万英镑与爱丁堡大学开展基因工程合作研究。但是，大多数大型企业通常比较保守，仅对DNA重组研究开展防御性投资，以保住现有市场份额。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一位科学家解释称：“为了获得哺乳动物大肠杆菌的基因表达而向基因工程企业投入资金，只会打水漂，这个领域的很多学者中只要有一个开始搞这项研究，那么我们都能获得相关的信息。”此外，大家一致认为，尽管DNA重组技术前景可期，然而要想投入实际运用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77年，有人预测能够投入市场的基因工程制品有望在“５年内”研发成功，然而这种说法仍被认为是“言之过早”。因此，1976年初，化学或制药行业对DNA重组的投入微乎其微。也没有出现旨在对DNA重组技术进行商业化开发的新公司。而赛特斯这家曾经宣称集中精力发展DNA重组技术的公司，前景也并不乐观，有位投资者甚至称之为“高水平诈骗”。然而，有一家新企业即将诞生，这家公司将会成为生物学领域中教师创业的一个成功模式。该公司诞生的推动力不是源于学术界，而是来自风险资本领域。

基因泰克模式

1975年，年轻的风险投资家罗伯特·斯万森（Robert Swanson）被位于美国硅谷的凯鹏华盈公司（Kleiner&Perkins）解雇，正准备找一份新工作。当时，斯万森刚刚对DNA重组技术有所了解，对这项技术的发展前景也很看好，也非常熟悉赛特斯公司的情况，因为凯鹏华盈曾经对赛特斯投过资。

由于赛特斯一直未能开展DNA重组技术的研究计划，斯万森便毛遂自荐，提议公司聘用他来开展此项研究。但是赛特斯婉拒了他。因此，斯万森开始四处向科学家拨打电话，讨论这项新技术。绝大多数与斯万森交谈过的科学家，都认为DNA重组技术尚未成熟，不适合商业开发。但是，斯万森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学家赫伯特·玻伊尔会面之后，玻伊尔的反应相当积极。玻伊尔后来在回忆中这样说：“我认为这项技术已经到了商业开发的时候了，我记得我至少和一家制药公司讨论过这项技术，但是他们不怎么感兴趣。”1976年4月，斯万森和玻伊尔二人共同出资1000美元创建了基因泰克公司。此后不久，凯鹏华盈也投入了１０万美元。

斯万森和玻伊尔制定了明确的商业战略。他们的愿景是：利用细菌基因工程控制基因表达，生产药用产品。公司的首要目标是生产一种生长激素抑制素。这种与人体生长有关的激素因技术上较为简单而成为实验首选，以证明基因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公司开展的第二个项目是生产人体胰岛素。这种物质单单在美国就具有价值高达数亿美元的市场。除了玻伊尔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实验室，他们没有计划立刻在别处建立研究设施。相反，他们与一些人订立合约——起初签约的就有希望之城医疗中心（City of Hope Medical Center）的阿瑟·里格斯（Arthur Riggs）和佐藤敬·板仓（Keiichi Itakura），做了一些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无法开展的工作。

基因泰克成立初期并非一帆风顺。身兼教授职务的同时创立公司这种创业模式在当时极为少见，很多人对其持怀疑态度。有些科学家则持中立态度。比如，里格斯和板仓二人对与行业合作并没有特别反感，虽然板仓有一点儿持保留意见。希望之城医疗中心的同事也没有人强烈反对。这可能是因为该医疗中心是一家独立医院而非高校，也可能是因为该医疗中心没有获得过任何资助，早已转向募捐集资。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与行业合作尚有些抵触情绪，斯万森与玻伊尔努力发展的其他合作关系很快便遭到了反对。据斯万森称，玻伊尔的两位同事威廉·路特(William Rutter)和霍华德·古德里奇(Howard Goodrich)本来已经同意担任基因泰克的顾问，但“都因承受不住同伴们反对他们加入行业公司的压力而打了退堂鼓”。此外，基因泰克公司与玻伊尔的实验室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甚至模糊到了没有界线的地步，这导致玻伊尔所在院系的关系极为紧张，玻伊尔还曾受到几位同事的“恶意攻击”。

尽管争执不断，但生长激素抑制素实验一直都在这两个实验室进行。到了1977年中，他们的研究方法显然已经初见成效——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1977年11月，在有关DNA重组管控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菲利普·汉德勒和保罗·伯格出人意料地宣布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尽管实验结果尚未发布。

教师创业的发展障碍

尽管基因泰克发展迅速，但是教师创业在发展之初却远非如此。截至1977年末，基因奈克（Genex）是唯一一家新成立的开发ＤＮＡ重组的公司。虽然该公司聘请了一位科学家担任公司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但是两位创始者分别是一位风险资本家和一位转业从商的内科医生。单克隆抗体这项技术后来成为许多生物技术公司创立的根基，但1975年一家英国研究机构研发这项技术后，也没有人着手对其进行商业化。生物学领域的创业并没有呈现出大发展的迹象。

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生物学界文化中创业依然比较少见。对许多科学家来说，创办公司并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举动。玻伊尔还发现，尝试创办公司的科学家在社会上一般都受到压制。这对一些尝试创办公司的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阻碍。

第二，当时人们认为，基因重组技术依然无法投入实际应用。这种看法限制了这项技术的商业开发进程。当时协助基因泰克研制生长激素抑制素的里格斯和板仓，竟然在申请研制同种物质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时遭拒，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里格斯和板仓对这项为期３年的项目过分激进，有些不切实际。事实上，基因泰克仅用一年半时间就成功研制出了生长激素抑制素。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项技术的开发尚需较长的时间。

第三，1977年，有关国会将采取行动对DNA重组研究进行监管或有可能进行限制的威胁在不断加剧。1977年１月至４月，国会接到了有关DNA重组的议案和决议有十几项。到了７月，一位报道科技政策的记者评论说“立法程序正在有效推进，发展势头可能已无法阻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家将工作重心转为规避或降低政府对其研究工作的监管，而不是利用自己的研究工作创办公司。

第四，资金匮乏，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获得风险资本投资非常困难。利率高企，银行不愿放贷，致使小企业陷入“挣扎求生的困境”。股市持续下跌，小企业上市数量大幅减少，1969年曾有649家企业公开发售股份，而1975年上半年仅有一家企业上市。

金钱改变一切

1978年初，也就是科恩等人发表论文４年后不久，仅有赛特斯、基因泰克、基因奈克三家创业公司在努力推动DNA重组技术的商业化。这种潮流刚刚引发关于DNA重组技术的争论，但是DNA重组研究是否还会继续受到限制这一问题尚无定论。风险资本的投资环境糟糕，削减资本利得税的可能性似乎十分渺茫。

然而，1978年却成为一个变革之年。1978年末，生物技术创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之后几年，不断有科学家投身创业。在1979年和1980年，这种创业逐渐演变为人们对生物技术领域的狂热追捧。1980年10月基因泰克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资标志着这种狂热达到顶点，股票发行后该公司市值上升至5.32亿美元，一位银行家因此评论道：“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一次股票发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会经历如此暴涨——即使是60年代也没有”。1981年是生物技术公司竞相创业的巅峰时期，生物技术领域的新一轮投资在1983年达到了高潮。此后，创业的激情和投资数量都有所降温，但是，那个时候，创业已经在生物学领域成为相对主流。

本文节选自《创办市场型大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来源：张江评论（微信号 zjreview）   作者：温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