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宏观利好 药企与投资方该如何制定“行动指南”？

管中窥豹虽然能够把握大局，不过另一厢，我们仍需要从更微观的层面去理解变革中的医药环境。换言之，如何在行动纲领之下，找到能够依循的行动指南，成为置身医药圈的人士应该进一步思考的事情。

2019年新版《药品管理法》的生效日期12月1日已近在眼前。这部1984年颁布的医药行业最高法律规范，自2001年首次修订后，终于迎来第二次系统性、结构性的重大调整。某种角度而言，透过这次修订案，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医药行业的深刻变革。

受医保控费的影响，招标、二次议价、最低价联动、带量采购等政策规范，药品的价格压力迅速得到释放。以近期的带量采购扩面为例，与联盟地区2018年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平均降幅59%；与“4+7”试点中选价格水平相比，平均降幅25%。仿制药利润率断崖式下降已势不可挡，对于大多数药企而言，走出困局的办法或许就只有创新这一条路。

而说到创新，随着MAH、药包材药用辅料关联审批、优先审评、eCTD等一系列政策的持续推进，我国医药行业的“向新力”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此次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也提及，将从临床试验、药品重要程度、附条件批准三个方面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和质量。

以上皆是管中窥豹，虽然便于把握大局，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仍需要从更微观的层面去理解变革中的医药环境。换言之，如何在行动纲领之下，找到能够依循的行动指南，成为置身医药圈的人士应该进一步思考的事情。

创新风口下的研发选择

从创新药物研发的主体划分，国内目前的参与者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大型制药公司（Big Pharma），诸如恒瑞医药、东阳光药、豪森药业、正大天晴、复星医药、石药集团等巨头；其二是生物技术公司（Biotech），包括歌礼制药、百济神州、华领医药、信达生物、君实生物在内登陆港股的未获盈利的新药研发企业均在此列；其三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以中国医科院药物所、上海药物所、上海医工院、中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四川大学等为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并没有创收的压力，研发成果多数为了发表论文和结题报告。而从研发方式上看，它们通常还与前两类药企进行合作。因此某种程度上看，Big Pharma和Biotech的发展状况可以成为市场化的医药行业的风向标。

新元素医药董事长兼CEO史东方认为，得益于体量的优势，Big Pharma通常具备稳定的现金流来支撑持续性的研发投入，因而在布局上也拥有较大自由度；对于Biotech而言，其研发投入的资金则主要来自外部融资，为避免长周期、高成本的开发风险，它们多采取自主研发与引进开发（license-in）等合作形式研发新药。

二者很难说得上孰优孰劣。事实上，去年12月获批上市的两款国产PD-1单抗，就分别由未获盈利的君实生物和信达生物研发，比恒瑞医药的PD-1单抗获批上市早了近半年。在生物类似药方面，复星医药则借助旗下创新药研发平台复宏汉霖，成功夺得国产生物类似药实现“零突破”的魁首。这些都是不同“基因”影响下，药企对于自身研发路径的选择。

除此之外，具体到研发方向上，药企也需要慎重考虑。“我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好多大病种的治疗药物都不赚钱，好多不错的项目，都是‘守着长江边渴死’的，明明患者群巨大，就是没办法上量。”艾美达投资经理肖飞认为，这一部分与经济水平相关。近两年涌现的Biotech大部分都在布局昂贵的肿瘤药物市场，“如果（这些新药）进不了医保，它们也会面临销量上不去的困境。”艾美达投资经理肖飞补充说。

药渡经纬创始人李靖也指出，在支付系统、用药习惯、医生认知等不同的影响因素中，“进医保对抗体新药来说很是关键”。因此，在新药立项之前，药企应全面权衡新药从生产成本及售价、产品上市时的市场格局，到其研发周期、临床重点等不同环节的利弊，避免掉入无法盈利的黑洞。

“从靶点和适应症上看，目前国内大多数单抗都较为扎堆。在患病人群数量一定的前提下，这一细分市场将很快出现竞争红海。”李靖给近来火热的PD-1破了一盆冷水，“现在做PD-1已经没什么机会了，除非选择一些扎堆情况较少的领域。”

追寻“差异化”的资本博弈

去年4月，香港市场近25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机制改革落地，尚未有收益或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被允许赴港上市。不久后，A股市场也着手支持未盈利生物制药企业的IPO融资，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今年7月正式开市的科创板就是这次变革的一次高光时刻。

有目共睹的是，受政策的推动，国内资本市场正在加速拥抱一批批涌现的创新药企。在接受亿欧大健康专访时，微芯生物董事长鲁先平就曾表示，新药研发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更要求研发各阶段之间做好资本的“接力”，多元化的融资路径，势必为国内医药产业的迭代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但也有业内人士不无忧虑地认为，新药领域现阶段多为“虚火”，风口过后，注定会留下一地鸡毛的创新败北者。“国内新药me-too同质化十分严重，没有‘差异化价值’，到最后只能是拼价格；另一方面，国内的创新药研发过于迟后，随着同类竞品加速进入中国，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同时又不能以速度取胜的药企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史东方如是说。

因此，对于资本方而言，如何在产业变革红利下相中“笑到最后”的创新药项目，将是这个领域获取回报的关键。肖飞也指出，me-too、me-better之类针对个别靶点进行优化设计的“小创新”，除了容易与同行“撞车”之外，还将会在带量采购的持续推进下，面临越来越大的价格压力。

“靶点一样的情况下生物作用机理也是一样的，me-better策略大多数改的是药物治疗窗，但是这些因素的改善最多只能提升ORR（客观缓解率），对于肿瘤获批临床终点OS（总生存）和PFS（无进展生存时间）没有相关性。”优选资本合伙人陈峰分析称，肿瘤异质性、肿瘤的进化和耐药机制都还在不断研究中，面对一个时刻变化和进化的疾病敌人，me-better的策略在肿瘤上要想达到显着差异很难。不过，在非肿瘤领域me-better策略是值得大家努力的方向。

质言之，一个具有洞察力的投资者，需要看到当前及未来药物市场上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洼地。“什么是真正的unmet medical need？是无药可治的疾病，抑或罕见病，还是紧迫性的疾病？反过来看，可长期服用且安全性高的慢性病药，是不是一种未被满足的真需求？这些都应该作为差异化投资策略的思考前提。”陈峰补充说。

在药效的指标之外，对于那些尚未获批上市或者仍处在研究阶段的药物，专利保护将是另一个重要的评价因素。

理论上说，新药研发涉及到诸多环节，从发现活性化合物，到药效学、药代动力学研究，以及进入临床的实验阶段，都具备申请相关专利的可能和必要性。新药的差异化竞争战不仅包括上市时间的先后，更是从立项阶段就已经打响。这些外围化合物、晶型、制剂等专利，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药企避免因为知识产权风险而功败垂成。

来源：亿欧   作者：于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