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怪现状及下一波产业红利

5000家药企，中国医药产业可怕的分散不是体现在经营规模上，而是价值观。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却没有形成大家遵照执行的行业主流发展理念，或者大家表面共识暗地里仍然我行我素。其深刻逻辑仍然是朴素的，就是好些人没有看清医药产业的本质，没有搞明白产业发展规律。一位朋友向我如此形容遇到的企业，你把他抱起来摇晃都摇不醒，睡得之死。

理论上似是而非，思想上模模糊糊，行动上摇摇摆摆。目前的中国制药业极其撕裂，大概有这么几类公司：科学家主导的创新研发公司、恒瑞等领先的传统医药公司、大量仿制药公司、中药企业、OTC企业、跨国药企。这些公司在市场上的打法历史上差异巨大，他们都分享了过去二十年医保扩张带来的红利，现在却要面对共同的全新的游戏规则。所以很多人不知所措，焦虑丛生，病急乱投医者大有人在。

这些公司未来怎么办，似乎大家都在往创新研发上挤，但大部分药企明显缺乏对研发的理解，不少公司连药物一致性评价都做不出来。若论仿制药优势？又在规模化和成本上对国际仿制药巨头望尘莫及。战略普遍迷茫，被焦虑和和潮流裹挟前行。

我在今年初的“中国医药行业新年展望会”上开场讲了一段话：“依靠钻政策空子的商业机会已经不被资本市场和实业家看好，也不会有人去践行了”。下来就有现场的朋友跟我说这话讲得太早了，大家还是在那么干。

我将近期的一些行业体会与菩诚管理咨询董事长、百洋众信基金创始合伙人徐晓阳交流，徐总是我敬重的企业思想家，浸润医药行业30多年，曾是天津达仁堂制药厂长和中国生物制药总裁，还是福布斯和哈佛商业评论中国百佳CEO，他对医药产业发展的见地深刻、警醒。

纵观医药行业过去20多年的发展，基本与医保扩容同步增长，特别是处方药在医院畸形地高速增长，积累了很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首先是行业自身并没有太多警醒，错过了自我修正的最佳时期，过去发展快的企业自然会焦虑。目前的集体迷茫，发展失速，也同样是医保和医药政策调整带来的。也就是短期受制于政府对医保支付能力和医保支付结构的集中、补救式的调整，目前还没有太多顾及医院补偿机制，和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或者是在当下的场景下，还没有显现明显的效果。

回想前几年，药品注册制度创新利好不断；新医保局成立前后，两年内没有出台任何招标、降价的不利政策，火车头似乎要飞起来一样的节奏。给医药行业（包括投资人）带来了很多错觉和甚至是高烧。很多企业和资本，幻想着按照美国商业保险支付能力，来预测中国创新药未来的市场规模，面对着突然到来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4+7”，再加上药品推广合规、税务合规、药占比、医药分业、两票制、医保目录价格谈判、MAH、进口药品加速等等，行业对政策的心理预期突然由艳阳高照到天寒地冻，各种脉冲式的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反差和失落实在是太大、太快了，按照过去的预期被裹挟着快速创新转型的企业也陷入脑筋急转弯式的研判焦虑。这些其实是必然要发生的，“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跳出行业的一厢情愿，怨不得别人。

医药产业的发展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主要是国家的医保政策和监管政策。所以，要想洞察医药行业的未来，就必须跳出医药行业本身来领悟。三医联动，医保和医疗都都姓“公”，唯独医药基本姓“私”，独木难支，舍我其谁？医药行业本身受监管的影响就已经非常大了，当然始终都是被动的，就像绿皮火车，需要医保这个火车头带着走。火车头跑得快，医药行业发展就快；火车头跑得慢，医药行业发展就慢。而医药行业自身对医保政策的影响力有限。还要假以时日，才能像动车组一样，医保、医疗、医药形成合力，良性互动。

目前，行业自身能做的调整，除了适应当下的政策，就是洞察未来的布局。但是这个“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医药行业涉及到国民健康事关重大，管理部门多、利益相关方复杂，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顶层设计不清晰，行业人看不到醍醐灌顶、脑洞大开的三医联动方案的情况下。医药行业自己要有定力。

总体上说，我国的医疗保险、医药行业发展的时间都不长，医疗又是在以公立为主的环境下一路走过来。虽然大家都在探索中前行，大家也都有各自的焦虑，但是国民健康事业的发展其实有很多内在的规律可循，还有大量改革的红利有待释放。

首先，在国内商业保险极不发达、公立医院改革远没有到位的语境下，医保支付改革的龙头大棒任然是很长时期内影响医药行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支付方的意志是永远都不能被忽视的。医保由“高速扩容”到“控费”、再到“提高保障水平”，是发展过程中必由之路。

其次，在公立医院的改革层面，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创造竞争环境，提高效率，释放医生的潜能，医保和参保人有更多的选择和更有效的控费手段。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走不出“医改”变“药改”的怪圈，全社会都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医药产业首当其冲。

现在很多人谈中国医药市场，必谈美国医药市场，总是拿两者去直接对比，然后得出各种漂亮的预期，而事实上这种比较是很容易把人往沟里带的。中美医药市场格局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对创新药的支付意愿和能力。但是目前的医疗保险体系和公立医院为主的格局，在很长时间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就注定了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培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日本的医保体系与中国十分相似，商业健康保险也不发达。但是创新药销售占比超过7成。看一看日本“三医联动”顶层设计的宗旨或有借鉴。

再次，中国没有“贝赫-多尔法案”，意味着研究阶段的成本更多需要企业来承担，目前进入医保目录和定价补偿机制还缺乏正向激励。医保为了防止累计结余出现亏空，在完成“补救式”调整后，腾出空间，一定会加快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尤其是对创新产品的价格加算，来尽可能弥补研发的投入。否则中国的新药创新将陷入泥潭，正像欧盟刚成立初期，G10小组的结论，随着专利保护的加强和进口创新药的增加，我们支付给国外的专利费用将大大超过对新药价格管控带来的收益。这显然不符合支付方的利益。

此外，“两票制”和“零差率”本意实际上是试图降低流通环节成本，但显然只是一个“治标”的手段，今后应该允许医院把进货价与医保支付价的价差，作为医院的合法收入。允许在药店使用统筹账户，药店销售医保处方药也应该得到适当的补偿。

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就是OTC。众所周知，OTC主要是自费的自我药疗，不仅可以减轻对医保的压力，还可以扩大医药行业的规模，增加就业。但是我国目前OTC的注册与处方药无异，匪夷所思的是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的24号令颁布予2006年，至今没有修改。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作压力的增加和对于生活舒适的追求，大量的新兴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医药行业主要受制于落后的监管政策所限和医药行业自身创新能力不足，迫使大量的需求转移到海外市场。OTC及保健品巨大的跨境购买现象，实在令人扼腕。

更令人遗憾的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中成药，不仅可以治病救人，还可以未病先治，可以平抑医保的成本。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尤其是注册和定价政策引导，正在走向迷途。监管者和产业界集体回避问题，让人痛心疾首。

再过十年，可能会涉及到医保体制自身的改革，增加预防、按照干预的效果付费模式，再加上商业保险的发展，会惠及到很多医药行业新领域。归根结底，无论是行业内的，还是行业外的，无论是确定的，摇摆的，反复无常的，可控的不可控的，其实事事都有规律。无论什么性质的医药企业，都要适应中国特色的三医联动。

来源：E药经理人    作者：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