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假捐献”背后：中国器官移植业的阵痛

近期，安徽「假捐献」事件被媒体挖掘，引发热议。

2018 年 2 月 11 日，53 岁的李萍和小儿子石祥林一家被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大儿子石某用斧头砍伤，紧急送往蚌埠市怀远县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15 日凌晨，李萍宣告脑死亡状态。李萍的丈夫与女儿接受了 ICU 主任杨素勋的建议，决定捐献李萍的肝脏和肾脏，并在一份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名。器官摘除后，李萍家属获得了 20 万「补助金」。

然而，石祥林出院后才得知母亲器官被捐献，家人得到「国家补助金」。石祥林发现那份《中国人体器官登记表》上，登记单位和编号均为空白，也没有盖章。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安徽患者家属反映情况的报告》显示，李萍的器官捐献没有红十字会人员参与，且未通过正常渠道进行。红十字会系统里也查询不到捐献记录。

据新京报报道，李萍的肝脏被送到了北京解放军 302 医院、肾脏到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目前无法通过病理报告追溯到医生以及移植患者的信息。也就是说，谁接受了李萍的器官尚未清楚。

新京报称，石祥林先后到卫生管理部门和公安局反映情况。去年 8 月，安徽省卫计委到怀远县调查期间，医生杨素勋通过中间人找到石祥林，想给钱私了。一番讨价还价后，石祥林接受了杨素勋的 46 万元。

石祥林说，这笔钱被存进银行，「一年来儿子的康复医疗费、去外地反映情况费用等其他开销，如今还剩下10多万。」杨素勋的亲戚说，这 46 万由杨素勋卖房而来。

2019 年 8 月23 日，怀远县公安机关以涉嫌「侮辱尸体罪」逮捕 7 人，包括怀远县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的 3 名医生，以及宿州一名医疗器械经销商。涉事医生去年也接受了吊销、暂停医师执照等处罚。

目前该案件移交至蚌埠市公安局处理，还在侦办中。它究竟属于「地下器官买卖」，还是存在漏洞的正常捐献，我们无法进行判断。

移植界专家对这个案件的定调也争论不一。器官买卖和违规操作的界限模糊不清，具体还需要等待法院判决结果。

「李萍的器官本就不应该被捐献」

在正规的器官捐献流程中，潜在捐献者经过专家鉴别，判定脑死亡后，需要由两位器官协调员（分别来自红十字会和医院）来参与见证捐献过程。这两位协调员都需要在捐献表格上签字确认。

一位资深器官协调员认为，「除了没有红十字会参与见证、没有上报国家 COTRS 系统（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外，这个案件还有两个漏洞。」

「第一，它属于刑事案件。一般来讲，此类涉及刑事案件的人是不允许做捐献的。因为可能会影响后期法医取证。」

「第二，必须所有直系亲属同意，且潜在捐献者生前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捐献意愿的，才可以进行捐献。」

在安徽案中，李萍家属里只有丈夫和女儿同意捐献，这是无效的。排除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大儿子石某，当时小儿子石祥林只是受了重伤，并没有死亡，因此正常情况下他也要签字。

如果直系亲属远在外地，无法及时赶到，器官协调员需要通过远程视频让他签署委托书和同意书，同时提交提供身份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这样签署的文件才具有效力。

一般情况下，如果直系家属有严重精神疾病或是植物人，没有自主意识，也需要医院出具相关病例，才可以不参加签字确认环节。

也就是说，必须所有在世的直系亲属全部同意，潜在捐献者才可以捐献。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案例就不可以做。

中国的器官移植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2007 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器官移植走上法治轨道。2014 年 12 月，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至此，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进入改革时期。

为了推动器官捐献移植更加规范化，国家建立了五大体系：

1、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红十字会系统）

2、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COTRS 系统，China Organ Transplant Response System）

3、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移植医院资质）

4、人体器官科学注册体系

5、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卫健委监管）

捐献完成后，捐献者和供体信息会录入至红十字会系统和 COTRS 系统，由协调员负责。

移植患者（下称受者）的信息会录入 COTRS 系统，形成等待名单。

COTRS 系统会根据受者的病情危重程度、地理位置、组织配型、血型等原则，与供体进行匹配，从而分配器官。

移植手术完成后，受者信息从 COTRS 系统中转移，录入科学注册体系，更新术后随访情况。

也就是说，红十字会系统、COTRS 系统和科学注册体系这三大数据库里的信息是一一对应的，都要接受卫健委监管。

器官捐献移植依然存在缺陷

虽然目前国家已有五大系统的完整布局，但我们通过多位移植专家了解到，我国器官捐献移植在操作过程中依然存在缺陷：

第一，器官获取、维护、转运等费用缺乏统一规定；

第二，有偿捐献情况依然存在；

第三，OPO 组织没有独立，仍然隶属于医院。

以上三者均会影响器官公平分配。

截止到目前，我国还没有颁布关于器官捐献移植的法律。面对捐献和移植过程中一些收费问题，还没有相关条例做出统一规定。

2019 年，卫健委颁布了《关于印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规定的通知》，其中第十九条规定：「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该在 OPO 的配合下，积极与当地医疗服务价格管理部门沟通，核算人体器官捐献、获取、保存、分配等成本，确定其收费标准。」

OPO 组织，也称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由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等组成，负责从事人体器官获取、修复、维护、保存和转运。

据了解，目前没有省份对器官维护、获取等成本做出规定。

供者捐献器官之前，所在的医院（下称捐献医院）需要承担器官维护的成本。

「摘取器官时，移植医院要派遣由医生、麻醉师、护士组成的医疗组，到捐献医院获取器官。这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比如器官的保存液，一袋要几千块钱，非常昂贵。OPO 组织转运器官，他们的食、宿、行都需要成本。如果让医院来贴钱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做移植了」，一位肝移植医生 A 说。

因此获取器官的费用需要受者来承担，他们会将钱打到移植医院的对公账户上。

移植医院会支付捐献医院一部分器官维护费用，支付 OPO 组织一部分器官获取费用。

据了解，目前每个肝源的费用为 20 ~ 40 万。

「肝移植受者不会单独交 20 ~ 40 万，而是一次性交齐 80 ~ 100 万的全部医疗费（包含手术、医药费等）。但是，国家没有对应的政策来收这笔肝源的费用，对公账户收钱其实是有风险的。因此有些医院直接让患者把钱打到私人账户上。」

这样一来，部分移植医院就会设立一个「器官小金库」，用来承担器官维护、获取等费用。

「捐献医院和移植医院之间会有约定俗成的一个价格。」一些器官协调员通知医院时，会根据 COTRS 系统里疾病的严重程度，参考就近原则进行分配，但是也存在器官分配受价格影响的情况。

「比如嘉兴地区，与上海和杭州的距离相近。如果嘉兴有供体，他们知道上海的移植医院给 40 万，杭州给 20 万的话，那肯定就会送去上海。因为出价高，上海做肝移植手术会很多。以前一般来说肝脏只有 20 来万，20 ~ 25万是正常水平」，A 医生说。

一位移植专家说，「A 医生提到的违规操作是存在的。如果按照 COTRS 系统分配，嘉兴的肝源会优先分配给浙江的患者，为什么会分配到上海去呢？其中存在利益驱动。目前国家在查这种现象。」

据了解，目前国内肺源的费用为 8 万元，肾源大致 10 万元。

安徽案件中，李萍的器官本该在安徽本地摘取、捐献，却被运到南京摘取，分别在北京、天津两地捐献，这种异地捐献本身就是违反操作的，其中可能存在利益驱动。

除了器官费用之外，有偿捐献也会影响公平分配。

「虽然红会对捐献者有补偿，但目前来讲是不够的，不足以打动一个患者来做器官捐献」，移植专家说。

因此，除了红会的爱心补偿（如免除医疗费，提供丧葬费之外），还存在受者、慈善机构为捐献者提供爱心补偿的情况。这些补贴激励着更多人进行器官捐献。

来自江苏的两位器官协调员称，2018 年她们一起跟踪了大约 110 例潜在器官捐献者，成功说服家属捐献 11 例 。在这 11 例中，有 1 位供者生前做慈善事业，他的丈夫立刻同意捐献。剩余 10 例的供者家属往往来自农村。所在医院会免除捐献者的医疗费用，并给予 10 万元的爱心补贴。

「家属们一开始会不大同意。因为农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他们想让亲人『留一口气回老家』，而且害怕捐献后被邻居说闲话，说供者『没心没肺』，让生活难以为继」，协调员说，「但是在听说会有爱心补贴后，有些人可能会想，现在医疗费已经掏空了家底，不能让整个家庭因为这场灾难『人财两空』」。

乡村风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在这些家属的脑海中萦绕不去，但现实的冲击让本就脆弱的家庭摇摇欲坠。

经过一番考量，有些家属会主动联系协调员，说他们愿意捐献。

「这 10 万元包含在受者全部医疗费内，由移植医院转交给供者家属，两边是双盲的」，移植专家说。

在浙江，一些企业会捐款几千万为移植医院设立慈善基金，帮助器官捐献者。

除了器官费用和有偿捐献外，OPO 组织没有独立，成为违规操作的又一肇因。

目前我国没有全国统一、独立的 OPO 组织，它们隶属于每个有移植资质的医院。这使得这些医院扮演了两种角色：可以捐献，也可以移植。

安徽这起案件中，南京鼓楼医院的黄新立就身兼移植外科的医生和 OPO 办公室主任。

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利益驱动自然会滋生。「医院肯定想做得越多越好，其中难免存在竞争关系」，移植专家说。

供需不平衡下的监管难题

全球器官捐献移植观测网（GODT, Global Observatory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历年器官移植数量在不断增长。

但是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原国家卫计委 2018 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 150 万器官衰竭患者，其中有 30 万患者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根据 COTRS 系统的最新数据，2018 年完成捐献 6302 例。从中可看出，我国器官供需数量差距悬殊。很多患者从等待名单上消失，死亡。

「等待器官其实和找对象很相似。有些人会闪婚，两天就找到了对象，而有些人一辈子都是单身。因为每个患者的身体情况不一样，配型、抗体、位点等等因素都要考虑到，因此很难估计器官等待时间」，一位来自广东的肾移植医生说。

等不到器官怎么办？有些人会铤而走险，从通过黑中介寻求器官。

器官买卖往往封闭而隐秘，除非事情败露，否则很难被外界察觉。

2011 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数据，2011 年以来我国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相关案件有 39 例。

「在已经侦破的案件中，有些犯罪团伙会与其他省份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联系密切，甚至形成犯罪网络。黑中介之间以虚假身份单线联系，通过互联网招募活体器官提供者，然后在医院、互联网上寻找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充当掮客的角色，从中牟取暴利」，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思维律师说。

2014 年，北京发生了一起全国性的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15 名被告人中有 4 名医护人员，医院泌尿外科涉案严重，被告人共非法买卖人体肾脏 51 个，涉案金额达 1034 万元。

「2013 年至 2016 年，也就是我做肾移植医生期间，这些黑中介是存在的。这四年里我一共接诊了 7 到 8 位不明来源的肾移植患者，」一位来自南京的泌尿外科医生说。

根据这位医生接触的情况，他个人判断当时黑中介肾移植的手术技术问题不大。但是重点在于，黑中介提供的肾源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同时产业链里不包括术后随访，而术后随访是移植术后非常重要的环节。

「他们（黑中介）做的很差，没有任何系统规划，抗排异药的使用、抗感染措施之类的都没有。几乎所有的不知来源的肾移植术后病人，后期都会去这种具备肾移植资质的医院做随访。」

黑中介提供的器官质量令人堪忧。有研究表明，通过黑中介进行器官移植的人患严重并发症的风险会大大提高，比如感染乙肝、艾滋病等严重传染病。因此需要做器官移植的患者，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有移植资质的医院进行手术。

火烧眉毛：令全球头痛的器官买卖问题

除了中国，器官供需不平衡问题困扰着全球各个国家。巨大的需求使得全球黑市买卖猖獗，人身体各个部位的器官都被标上价格，并进行「跨国旅游」。

据估计，2014 年全球一共有 12 万个器官移植案例，其中十分之一都是非法移植，肾移植占比三分之二。根据全球金融诚信 GFI（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专注于非法资金流动的非盈利研究和咨询组织） 2017 年的一份报告，全球所有器官的非法交易每年涉案金额为 8.4 ~ 17 亿美元。

全球黑市器官价格

数据来源：GODT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直接将器官买卖合法化呢？

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器官产品化，增加经济诱因，人们愿意出售器官，由此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交易双方各取所需，卖方能够得到报酬，买方能够换回健康，社会整体的利益有增无减。目前法律禁止器官买卖，导致市场地下化，中介从中作梗，谋取暴利，供者和受者会蒙受更大的损失。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身体，同样也有权出售自己的器官。

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伊朗允许有偿捐献器官，也只有伊朗不存在器官短缺问题。捐献补偿来源于政府、患者和慈善机构。一般情况下，肾脏捐献者会接受 2300 ~ 4500 美元的补偿。当然，这个捐献体系完全在政府监管之下。

但是，反对者认为器官买卖合法化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相反会引发新的犯罪。虽然短期内供体器官不足能够得到改善，但是富人为了尽快移植，往往愿意花更高的加钱购买。在高额利润驱使下，「价高者得」，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穷人沦为富人的器官库。有人甚至会为了获取器官而刑事犯罪。

同时，器官买卖合法化本身就有悖伦理道德，因为人们将器官的属性降低为「物」，人成为交易中的客体，这是对人尊严的亵渎。

因此，全球 90 多个国家都严禁器官买卖合法化，推动自愿捐献，以保障社会公平、安全。

截止今年 7 月 31 日，中国器官移植基金发展基金会施与受平台共有 1453045 人进行了自愿捐献志愿登记，他们将为器官移植发展注入强大的力量。

2016 年两会期间，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海波在接受腾讯新闻采访时说：

「现在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机会捐献器官，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机会去接受器官移植的服务呢？如果不能够实现，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伦理学风险。整个中国公民都是器官捐献的潜在群体，但是只有支付得起的人才能接受器官移植服务。」

「如果我们进行一个学术分析，捐献群体的社会经济学状态会低于接受的群体。这是非常危险的，会被解读为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库，让人无法接受。」

因此，推进器官移植事业急需医保覆盖，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做得起手术。

随着社会老龄化和医疗水平提高，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器官移植事业道阻且长，需要范围更广的医保覆盖，更加规范化的监管，更加公开透明的系统，和更多人的爱心，这个庞大的系统才能健康、持续地运转。

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被挽救。

来源：丁香园   作者：史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