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可及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正在全国总动员中

春节后新学期的第一周，14岁的楠楠（化名）没有去学校。她耸拉着脑袋，跟着妈妈从湛江到了广州，先后去了两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求医。

她希望医生把她的“病”诊断得越严重越好。她的目的很简单：不上学。“可能确实是有病吧，一想到上学就想吐。”她说。她希望得到医生的理解，找到可以不上学的依据。

妈妈的诉求也很简单：把女儿不想上学的“病”治好，让她恢复正常轨道。

去了两家医院。一位医生说没什么大病，不用吃药，回去散散心，多运动就好。另一家医生说有抑郁症状，但孩子太小不能开药，实在要治疗就要住院。对于要不要上学，医生没给出“权威”意见，让母女根据情况，自己决定。

目标都没达到。母女俩丧气而归。

“这是心理治疗吗？怎么医生匆匆忙忙，不关心人？不开药，也不开导？”妈妈说。

有人提议她们去心理咨询机构找咨询师聊聊看，妈妈一听价格就连连摇头。“太贵了，咨询一次要700元，并且一两次还好不了”。

回湛江的路上，妈妈觉得自己也“抑郁”了。“心理出现问题真可怕，不知道去哪里能确诊、能得到专业帮助”。

楠楠母女遇到的情况，是当前中国心理治疗与咨询领域真实的写照：一方面，面对心理这一无形之物，现代科技无法通过仪器给出清晰、权威的诊断。医院的精神科，以生物层面的治疗为主，难以深入患者内心；另一方面，心理咨询服务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价格高昂，遥不可及。这使得绝大部分中国人在面对心理不适及情绪障碍时，只能“闷在心里”，直到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出现失控行为。

这一局面有望出现转机。

2018年11月中旬，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下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用三年时间在试点地区逐步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搭建服务平台，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最后探索出可供全国推广的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和工作机制。

2019年1月3日，国家卫健委、中央政法委联合召开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启动会议，对试点工作如何开展进行了安排部署。

目前，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确定了要开展试点工作的地区——每个省市、自治区至少会推出一个试点地区。

这些地区正在编制试点实施方案，并向国家卫健委提交试点备案的相关材料。年内，试点将在全国陆续展开。

这意味着，在试点地区，人们遇到心理不适及情绪障碍时，有望在身边就享受到方便、可及的心理治疗和咨询服务。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项全新的、必将影响深远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中，道路不会平坦。三年期的试点，政府、心理健康服务行业与受众之间，将经历大量的重整、磨合与成长。

无论如何，在物质文明中苦苦追赶了近百年的中国，开始向内走，以补上现代精神文明中缺失的一课。

试点目标：让所有人就近享受心理服务

十部委发布的《试点方案》，牵头者为国家卫健委及中央政法委——体现此次试点的核心目标有两个：心理健康与社会和谐。

从建设“健康中国”的角度来看，心理是健康之本。然而，多数国民缺乏维护心理健康的专业知识，没有条件或意识接受专业帮助和治疗。同时，绝大部分慢性疾病及癌症，在一定程度上，都源自心理的痛苦和情绪的淤积。

从建设和谐中国、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说，近年来绝大部分过激的悲剧性事件，都来自当事人心理的失衡。如去年重庆女子公交车上与司机争执致15人死亡；湖南男子黄一川持刀砍杀无辜幼儿以报复社会等等。同时，一些群体性事件的激化，也与执法人员、社区干部在处理冲突时，未充分了解人的心理特点，无意中把当事人的“火气”燃得更旺有关。因此，公安部、司法部、信访局也在印发《试点方案》的十部委之列。

民政部、残联参与试点，则意味着此服务体系将利用民政、残联等部门资源，发挥社工、志愿者、民政干部、残联委员等人员作用，惠及需要心理服务的重点人群。

财政部的“列席”，毋庸置言，需要各地财政投入资金，保障此项工作的运行。

按照《试点方案》的要求，试点地区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让所有人群——包括居民、学生、各类在职人士等，都能享受到的、可及的心理服务网络。

比如城市里以社区为单位，在农村以村为单位，设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为居民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村（社区）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建成率需达80%以上；学校、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通过设立心理辅导室或购买服务等形式，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所有精神专科医院要设立心理门诊，40%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要开设心理门诊。同时，培育发展一批社会心理服务专业机构，为大众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

缺专业人才，缺从业标准

在这样的构架下，一支庞大的服务队伍必不可少。这不仅需要试点地区卫健、政法、教育、民政等部门把所有“可及的”专业人员，包括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精神科医务人员、社工及志愿者组织起来，还要持续培育新的专业人士。

而这恰恰是最大的难题。

一位地方卫健委官员在接受八点健闻采访时说，他发现，摆在眼前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困局：一个有待被层层突破和通达的“体系”：“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么多专业人士”，他说。

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截至2017年底，精神科医师3.34万人，尚不足以满足医院的需要。

心理治疗师的考核与认证，主要针对在医疗机构内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人员。目前已获得证书的人员接近1万人。

还有一支重要的专业力量，是心理咨询师。

中国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核存续了16年以来，近300万人参加了考试，其中逾100万人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由于当年的认知局限，劳动部对这个专业度极高的职业，沿用了与普通技工差不多的培训模式，对符合基础条件的受训者仅在知识层面培训几个月，考试合格即发证。

因证书的专业含量较低，远不能满足实际从业的需要，这项资格认证考试于2017年底被取消。

然而这100万获得证书者，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分布何地？其专业能力究竟如何？无人知晓确切信息。对社工群体亦然。

在国外，行业学会可以成为认证及管理专业人士的主阵地。但目前在中国，由于对咨询师缺乏统一的认证标准，角色模糊的行业学会尚不足以获得认同感和向心力，也很难对来自不同学派的咨询师作出足够专业和有公信力的审核、认证。

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项极其精微的、针对心灵世界的工作，从业资格认证至关重要。旧的资格考核体系被废止，新的认证标准尚未建立之时，如何辨识和有效地选择专业人员来参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成为难题。

供需对接体系尚未建立

不过三个月前下发的《试点方案》，已在心理咨询业界引起极大关注。消息传出时，很多咨询师的专业微信群都被这条政策新闻刷过屏，大家都希望能有机会参与到体系建设中来。

一些咨询师曾到地方卫计委、行业协会，甚至有的咨询师到街道办或社区服务中心咨询相关信息，询问这套服务体系具体要怎么做？对专业的服务提供方，有什么要求？想要加入，找谁联系？……但被问及的部门目前尚无法提供准确信息。

广州和真心理中心是一家以专业精神分析和正念习练为主的心理咨询机构。传统的心理咨询以一对一咨询及小团体为主，能服务的受众有限。中心负责人希望扩大受众面，推出更具公益性质、更大众的心理健康服务项目，也期待在未来与政府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对接。

“卫健委需要先对各地咨询师的情况作一个摸底统计。然后对合规的咨询师及咨询机构，开放对接通道。”知名心理咨询师、上海南嘉心理中心创始人徐钧告诉八点健闻，消息传出后，他曾到心理卫生协会下属的行业服务协会交流，但并没有获得可操作性的发展信息。

目前已取证且留在行业内的心理咨询师，大部分都会继续在某个或某些心理学派领域钻研下去，一些从业者会在个人心理咨询师的陪伴下，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新手还必须在督导师的指导下，来理解来访者的内心世界，否则无法直面、消化咨询中涌现的心理阴影和情绪张力，也不可能真正帮助到来访者。

然而取证后到底学什么、怎么学？怎么深入身心世界，才算走对路？学成什么样子，才可以称为合格的心理资格师呢？并无定论。

堪称目前国内最专业和严格的咨询师平台——“简单心理”，对入驻的咨询师提出如下标准：1、有合规的咨询师证；2、专业方面，需要完成至少一个为期两年以上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系统长程培训，培训内容须包含心理咨询的伦理、评估、理论、技术等诸多方面，培训成绩合格；3、咨询经验方面，收费个体咨询小时数不低于1000小时；4、个体督导小时数及个人体验小时数（咨询师作为来访者接受咨深咨询师的心理咨询），须符合规定。

简单心理的创始人简里里告诉八点健闻，成立两年以来，仅有700余位心理咨询师获准入驻平台，“通过率是申请人数的9%”。由此可见，在简单心理看来，业内受过系统培训且专业水准受到认可的心理咨询师，并不多见。

她告诉八点健闻，近两年来，国家和北京、上海地区的卫健委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对如何创设中国咨询师队伍的专业认证标准非常关注。“我见到他们不断邀请专家作调研，召开各种征集意见的会，请专家学者给意见，讨论怎么制定新的规范，怎么让整个系统变得更流畅，怎么整合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资源……国家这几年一直在动作。”

心理咨询与治疗原本一体

不过，一位了解内情的公职人员告诉八点健闻，在行政划分上，目前心理咨询师群体还没有可归属的行政主管部门。

传统意义上，卫健委被赋权管理的对象主要是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由劳动与人事部核发职业资格证的心理咨询师并不在此列。

中国台湾地区及一些西方国家对于心理咨询师管理都是通过立法等实行准入管理的。行业人士呼唤，中国也需要有这么一部法律来规范心理咨询师的资质标准、执业申请程序、行政监管部门归属等。同时这部法律还可明确这一群体的职责，保障其权益。

目前与心理服务行业比较相关的一部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2年10月发布的《精神卫生法》。但该法规的核心是针对精神病人的防治与保障，对涉及广大人群的心理咨询服务相关规定较少。

该法规中备受争议的一条，是第23条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这是很有问题的”，徐钧说，精神卫生法不应该控制心理咨询。“在国际上这没有先例”。

“这项法规不太了解心理治疗的实质。”广州的一位心理咨询师指出，人的心理状态浑然一体，在心理咨询室里呈现问题的当下，治疗已经开始。“心理咨询与治疗是同时进行、不可分割的”。她赞同对精神分裂应送专科医院治疗，对中重度心理障碍患者，精神科医生应与心理咨询师共同合作进行治疗，“但不能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截然分开”。

在中国，能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人士主要有：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及心理咨询师等。

精神科医生在医院工作，主要从生物层面治疗精神疾患，并对重度精神疾患病人进行住院治疗。心理治疗师也要在医疗机构内工作，对就诊者提供心理服务。但目前全国心理治疗师数量少，难以满足心理问题人群的巨大服务需求。

“人一旦出现中重度心理障碍，光是在生物层面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病人的内心，找到其心理障碍的根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其障碍”。广州的这位咨询师说，而这部分工作，必须由富有经验和悟性的心理咨询师与病人一起完成。

她指出，在新的立法中，国家必须改变这种“分裂”的状态，实是求是地面对心理问题。“否则会人为地干扰一种自然而完整的疗愈过程”。

徐钧提出，下一步国家无论是制定《心理师法》，还是设立行业执业标准，都应广泛征集意见，“不光要邀请北京的专家，还要听取全国其他地区专家的意见；不光听取医院派，学院派专家的意见，也应该听取社会咨询机构代表的意见。”

值得关注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心理咨询与治疗所沿用的主要是西方引进的心理学体系。而近年来，这一形式正在悄然出现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中跟心理康复相关的部分，正在被复兴。未来十年中，基于东方文化传承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治疗体系将在中国诞生。这些新事物将如何被纳入行政主管部门及行业学会的体系中，值得被提前考虑。

创建社会支持系统

在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之外，“渡过”公众号创办者、心理咨询师张进提出了另一个体系：社会支持系统。

张进看到，在精神疾病治疗领域，短短几分钟的西医诊治，或昂贵的、以小时收费的心理咨询，都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加上精神疾病的特异性，很多患者得到的治疗与其个体特点不匹配，药物干预和心理干预不能收到预期效果。

“怎么办？这就需要在医疗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之外，建立新的系统”。张进提出了“渡过陪伴者计划”，对患者给予从发病到回归社会的全程指导、陪伴和抚慰。

谁是陪伴者？鉴于精神疾病的特点，最好的陪伴者，是精神疾病临床治愈者或康复者，对疾病感同身受，同时具有爱心、耐心、经验、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知识，以及随机应变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

从去年8月以来，已有50多位精神疾病临床治愈者及心理咨询师加入“渡过”的陪伴者计划，向深陷精神痛苦的抑郁症患者提供陪伴服务。收费每小时从80元至150元不等。

在接受八点健闻采访时，张进表示，他正在酝酿“陪伴者”的服务标准与认证体系，使之走上专业化、规范化。

5-10年，建成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中国已成为抑郁、焦虑、强迫症患者最多的国家

需要多少年，中国才可以建成让所有人群都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

多位业内人士的预估是：5-10年。

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祝卓宏眼中，这同样是中国心理咨询师最终形成职业规范和标准所需的时间跨度。

他提出，是对公职人员心理健康的辅导及培训，应被列为当前的工作重点。“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迫切需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和群众打交道的各级领导干部、公检法系统、基层的村干部乡镇干部，应该尽快给他们做一些培训，让他们获得一些心理减压和情绪管理的方法。同时也让他意识到社会恶性案件问题以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有很多跟民众的心理因素有关，让他们能够掌握基本的心理疏导方法，以及化解矛盾的方法，避免小事变大。”

他告诉八点健闻，目前江西赣州、河南省驻马店市、杭州的拱墅区，还有北京的朝阳区等……“很多地方对公职人员的培训都动起来了”。

无论是对公职人员，还是对全社会各阶层人群，要建立起一套能有效运行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都需要经验和时间的积累。

这项由十个部委共同推进的工作，在地方上，也需要经过十个行政部门协调一致，方可推行试点。接下来财政如何投入？支付体系如何设计？人员配备、场所安排、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等等，均无现成的方案可循，需要边试点、边调整、边完善。

台湾资深心理师赖秀银告诉八点健闻，台湾的心理治疗自上个世纪70年代发展以来，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2001年台湾《心理师法》出台，对心理师由哪个政府主管机构管理、行业公会职责、心理师资格证参考条件、获证规范、注销规则以及职业范围等，均有明确规定。

“不过也是最近这10年，才形成比较严格的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赖秀银说，台湾早期心理咨询执业机构以医院、学校与小区心理卫生中心等机构为主，还有很多义工在社区提供免费咨商工作。《心理师法》出台后，专业化的发展令整体咨询体系渐趋成熟。近年来，政府对职业认证的要求越来越紧，就连已在欧美国家及日本获得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回到台湾，也需要按心理师认证的要求，修满指定的学分和项目，方可执业。

她提到，近年来政府较少再发展公立心理咨询机构，越来越多的执证者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执业。各地政府通常将特定人群的心理咨询服务需求，发布给行业公会，再由行业公会统一公布，由各地咨询机构自行申请对接，最后由政府购买服务。

来源：八点健闻   作者：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