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三问委员：”互联网+“ 会成为分级诊疗弯道超车的最佳路径吗？

两会期间，医改成为众多代表、委员热议的民生话题，而其中分级诊疗又成为此次医改话题中的最热话题之一。

3月8日晚间，在2016全国两会访谈--委员会客厅，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交流中心主任杨金生，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微医集团董事长微医集团董事长兼CEO廖杰远就“互联网+医疗助力分级诊疗的构建”进行了讨论。

分级诊疗现状如何？症结何在？

朱恒鹏：“分级诊疗”是近两年开始热起来的一个词汇，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高度重视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还没做好。分级诊疗的含义是让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各有分工，小病、常见病、多发病由社区承担，二级医院承担一些住院和一般的重病业务，疑难杂症、危急重症则由三甲医院来承担。

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患者涌向了三级医院，尤其是一些城市地区无论是住院患者还是门诊患者，三级医院都承接了大部分病人，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社区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却处于“战时状态”。

我们的分级诊疗做得不好，这就是中国要极力推进分级诊疗的原因。

陈仲强：目前医改推动的分级诊疗，其实在过去，我们国家是有的，原来叫“三联单制度”，后来伴随医院改革把它放开了，患者可以选医院，但由于全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水平差距比较大，导致更多的患者流向了大医院。

而国外我们熟悉的分级诊疗体系，除了历史传承形成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有制度保障，它一定要有社区医院家庭医生诊所的意见和转诊，才能到上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就医，否则在他的保险体系里面是不给覆盖这一块的，也就是传统的习惯形成的体系加上它的制度设计，约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序的慢病首诊、小病在社区，大病转向大的医院的体系，并一直维系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回来看我们国家，一方面整体医疗水平发育不平衡，另一方面制度把原有的“三联单制度”破除了，在患者可以选医院，选医生的情况下，自然会向好医院，好医生靠拢，进而造成了供需矛盾，医患关系紧张。尽管我们提双向转诊，而且国家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方案，但是到现在真正解决患者双向转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杨金生：2007年在卫生部讨论医改方案时我就讲，如果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是解决看病贵的一个问题，它出钱它就要制定看病的流程，医保定点单位是人社部确定，医保不同医院的报销比例也是人社部定，那么在哪个医院看也应该是人社部来定。就像一个汽车一样，你买哪个保险就到哪个点去维修必须争得保险公司的同意，基本医疗是政府为主的制度，卫生部制定的是双向转诊，但是买单的、报销的单位是人社部，这两个之间就脱节了。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专家的意见，形成了一个倒虹吸现象。

医疗机构、卫生主管部门一直强调给老百姓的服务做得更好一点，所以医院越发展越大，专科越来越强，老百姓就认可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即使他得是小病，但也会当作是大病来看，何况伴随手机的普及，联系也很方便，救护车基本也可以做到随叫随到，自然会往医疗技术更可靠的地方跑。

我讲这些话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谁买单谁要制定这个制度，有一个怎样的流程。第二层意思是谁做服务，就想他的服务做得更好，做到极致。所以这两个之间就有矛盾。我同意陈仲强，我们提供的是选医院、选医生、自由选，而且医保规定不同级别做手术的费用是一样的，主治做、副教授做、主任医师和教授做是一样的，那老百姓自然就点一个最好的。

廖杰远：根据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分级诊疗的症结在于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继而影响了其他相关制度的顺利推行。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则迎来了破解这种症结的捷径。2015年12月7号，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前夕，桐乡市政府和微医集团首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的乌镇互联网医院，后来还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推介与鼓励，现在单日在线接诊量已经持续超过1万人次。

在我们看来，互联网医院这种模式其发挥的作用在三大方面。首先，强基层主动作为。通过微医集团在2014年底首创的“专家团队”，能够将基层医生与大医生跨地区、跨学科的连接，在每日进行的协作、转诊和会诊中，基层医生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其次，促进医患匹配。通过海量数据和专家团队的精确分诊，促成对症、就近、尽快就医的实现；最后，在线复诊。全国一年76亿人次的门急诊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复诊患者，很多复诊在线上便能完成，在空中便可完成诊疗信息的流动以及药品、保险的在线配送与对接。

互联网＋时代，分级诊疗有何良机？

朱恒鹏：在我看来，此前分级诊疗制度的瓦解并不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国外分级诊疗体系的顺畅也不是“计划”下的成绩。在医学的发展中，这些国家的医生历史上都是全科医生，专科医生是逐渐分化、演变出来的，全科医生这个制度一直在很有效地发展和演变。而在建国后，我国医生被划分为“干部”，导致原有医生的演变过程改变了，而老百姓是否接受基层首诊的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因此，我国有必要恢复和建立起全科医生制度，而怎么才能让三甲医院的医生下社区？因此，互联网医疗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本占门急诊总量60％的复诊和60%-70%的并不需要到大医院去看的门急诊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来实现，通过咨询、复诊、分诊让很大一部分的医疗服务通过在线实现消化，这大大节省了医疗各环节的成本。

通过互联网，增强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方便了老百姓，也缓解了三甲医院医生劳动强度过大的状况，这对医疗行业和国家而言，都是一大利事。

廖杰远：让专家团队协作成为分级诊疗的有力抓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互联网上可以建立陈仲强教授骨科专家团队，团队医生成员可以是几十个，甚至是几百个。团队里会有一个团队助理，帮助陈教授做分诊，根据患者提前上传的检查结果和病情描述，实现团队内的分诊、转诊。目前，北京市就在其市属医院试点该专家团队模式。

近日，乌镇互联网医院与浙一互联网医院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更加便捷、安全和高效的互联网医院平台，助力“双下沉两提升”和分级诊疗医改目标的实现。合作具体内容其中之一就是面向全省基层医生，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名医以“专家团队”方式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向基层下沉，为基层医生提供专业指导，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双向转诊和远程会诊。

陈仲强：理论上这套合理分配资源的方法是合理的，但到运行起来的时候，还要让医生团队之间相互的运行关系和保障、协调、组织实现较好的控制。

杨金生：“互联网医疗”是一个新名词，这对于传统的线下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说，显得有点“不靠谱”、“不着地”，但事实上，互联网医疗对于医生的培训、远程会诊、复诊指导等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实现互联网医疗有一个问题亟需解决，即联网，简而言之就是实现大数据的共享，这是实现互联网医疗的关键核心所在。而这对于线下的实体医疗机构来讲，信息资源的封闭导致了多个“信息孤岛”的形成，导致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的信息不能共享，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也就无从谈起。

而互联网医院作为模板，可以把人口健康数据库、诊疗数据库、医保信息库全部连接起来，实现信息数据的开放式共享。

话说互联网医院标准正在研究，互联网医疗会迎来标准化时代吗？

廖杰远：推动互联网医院的标准化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过去我们费了很多心思和精力连接起1900多家医院，在医院部署了1700多套前置服务器，把医院里面最基础的可共享的、可开放的服务和互联网实现对接。同时，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也在主动上传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间接共享”。

通过专家团队模式，互联网医院在一步一步地促进信息的透明和对称，“医医”间的协作效率也更加高效。互联网医院本质是互联网医疗平台，但又叫“互联网医院”。因为医疗整个管理和规范必须要具备医院资质，必须是一家医院，它要独立承担所有的医疗责任，所以，线下医院适用的所有管理、规范、监管、安全和责任，互联网医院也要百分之百承担。而其中数据安全对于互联网医院来说至关重要，数据安全除了公安部要求的最高级别的技术手段，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公安部网监在平台上设立了部室去监管信息与数据的安全，以我们所有可保障的力量去保障数据安全，这是一个逐步积累和探索的过程。

目前，卫计委相关部门已经牵头制定互联网医院的相关规范。微医集团受托为主要的起草单位，第一稿已经提交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正在组织专家做论证，估计互联网医院指导规范在第二季度应该会出来。

杨金生：我们过去讲远程医疗、远程会诊、远程教育，还有医院的数字化，都得要有一套安全标准和安全体系。对于互联网医疗，鼓励和监管要并重。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去呼吁建立一套推动医师多点执业和医疗服务收费的重新界定体系。

医生在互联网医院提供服务收咨询费应该是合法的，但是收医疗费用怎么去界定是个问题。不过，这肯定是一个趋势，相关部门要顺应这种趋势。早在2003年媒体报道我做“千元挂号”。其实就是我成了你的家庭医生，患者一年交一千块钱，每周都可以看一次，或者有任何问题进行电话咨询。但当时国家不让做，说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只看金钱利益，而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事实上我们今天应该推广这种成熟的理念，付费式的健康管理。互联网医院要走下去，实际上就是健康管理，就是真正的责任医疗制，让医生以提升用户的整个健康体质，提升他的健康水平为目标，而不是大处方、大检查、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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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三甲线上院区和全国首个互联网医院达成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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