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近期网络流传不实信息,称我所毕业生黄燕玲是所谓的最早感染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经查证,我所郑重声明如下:
黄燕玲同学于2015年在我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在学期间的研究内容为噬菌体裂解酶的功能及抗菌广谱性,毕业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身体健康。
值此抗疫关键时刻,相关谣言极大干扰了我所的科研攻关工作。我们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我所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020年2月16日
医谷+
武汉病毒所研究生是"零号病人" ?谣言是怎么诞生的
量子位 报道 | 公众号QbitAI
阴谋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昨天,一位曾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求学的黄姓同学,被牵涉入新冠病毒的质疑论调中,并在传言中被认为是“零号病人”。
但在《新京报》采访中,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明确表示该所无一人感染新冠肺炎。
而另一位研究员危宏平——黄同学研究生导师,也在朋友圈表示,该同学5年前毕业就已离开,电话确认后目前也一切安好,“网上与此不一致的传言皆为谣言”。
所以如此谣传,究竟如何三人成虎?
开篇一张图
就是这样一张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旧版官网图,展示的是诊断微生物学学科组研究生信息,涵盖2008到2013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人员。
页面简单,每位学生基本是姓名+照片+简要信息的基本配置。
但唯独2012级硕士研究生“黄同学”,既没有照片,也没有进一步的简要信息。
所以为何“黄同学”独缺?
在这则“开篇一张图”的传闻中,称“黄同学”因为意外接触新冠病毒感染殉职,其后病毒所为了“掩盖”故意删掉了其相关信息。
而且传言认为,“黄同学”正是“消失的零号病人”。
零号病人?
在流行病调查中,第一个得传染病或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往往被标注为“初始病例”或“标识病例”,是大规模传染病爆发的关键开始。
一直以来,快速找到传染病中的零号病人,对于病毒判断和治疗,以及疫情控制都十分关键。
比如零号病人确认后,可以进一步锁定传染源——找到潜在的中间宿主,也能找到病毒主要传播方式,并且掌握更详细的潜伏周期等等。
但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即便抗疫和科研进展都在加速推进,关于此次疫情的“零号病人”锁定,始终没有明确突破。
目前新冠病毒记录在册的最早患者,被认为是12月1日出现症状的武汉市民。
在1月24日《柳叶刀》的论文中,包含金银潭医院副院长等人在内的论文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这位患者的家人都没有出现发烧或呼吸系统症状——也就意味着不太可能是他造成大规模传染。
因此这位12月1日的病患,并没有足够证据可以将其锁定为此次疫情的零号病人。
而零号病人留下的待解谜题,现在被借由黄同学照片“缺失”,强行联系在一起。
“病毒人造”阴谋论之变种
在这则传闻中称,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黄同学,因为意外接触到新冠病毒——病毒箱倾覆,直接感染并不幸“殉职”。
其后病毒所为了掩盖该事件,快速毁踪灭迹,且没有谨慎处理感染源,进一步造成殡仪馆员工感染,并大规模传播开来。
传言还“逻辑自洽”地解释称,这也让另外两件事说得通:
一是为何找到零号病人变得如此困难,且之前被锁定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现场,在疫情宣布后被快速清理——进而再难进一步调查取证和分析。
比如专家管轶就说,海鲜市场被快速封锁洗地,“犯罪现场”没了,没证据就不能破案。
二也让1月24日《柳叶刀》论文中的细节“说得通”。
还是在这篇论文中,前4位发病的病人,有3位都跟海鲜市场没有关系。
而在早期的41例患者当中,确定有14例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
所以也是此次“蝙蝠是自然宿主 → 野味是中间宿主 → 华南海鲜市场是病源地”的一般判断逻辑中存在漏洞的原因。
归根结底,认为“黄同学是零号病人”的传言,实际上是“病毒人造”的进一步变种。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一来,一直有阴谋论一方认为,最初新冠病毒,并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人类实验室。
最初是因为SARS病毒的研究,其后造出了与SARS同宗同源的“新冠病毒”,最后这个病毒意外流出,导致灾难。
而且因为这种阴谋论调,SARS研究中功勋卓著的科学家石正丽,一度被推上风口浪尖,又因为其参与美国科研机构主导的人造冠状病毒研究——SARS研究后续(石正丽因为提供数据和样本被列为作者)、2019年入选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士,于是阴谋论者甚至进一步质疑石正丽的动机。
这也引发了石正丽更加言辞激烈的回应,不仅事关学术名誉清白,更事关人格和爱国指控,进而有了“以性命担保此次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无关”的回应。
但对这种阴谋论论调讽刺的是,一方面有人认为是美国搞的生化武器——“瑞德西韦就是解药”,另一方面美国军方代表却公开质疑,新冠病毒是太平洋这边搞的生物武器,只不过意外泄露而已。
总之抗疫当前,太平洋两岸都有人因这样的论调而沸腾。
石正丽及黄同学研究生导师回应
传闻耸人,三人成虎。
越传越神之际,石正丽和黄同学的导师——危宏平明确回应了。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中,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新发传染病中心主任石正丽,以及流感病毒实验室研究员陈全姣都表示:
对病毒所是否有一位名叫黄同学的女研究生并不掌握,但可以保证武汉病毒所目前无一人感染新冠肺炎。
石正丽还表示,这一看就是假新闻。
她可以保证的是,“包括研究生在内,我们所没有一个人被病毒感染过,我们所是零感染。”
但也有网友追问,为啥石正丽和陈全姣对“黄同学”的回应是“并不掌握”?
因为所谓的“黄同学”,并非上述两位研究员的研究生。
黄同学的研究生指导老师,是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新发传染病中心副主任危宏平。
危宏平目前已经在个人朋友圈辟谣:
我近2天接到许多电话或邮件,咨询曾在本组学习过的黄同学近况,我是她导师,黄同学2015年7月硕士顺利毕业后就一直在外地城市工作。经与她本人电话确认,目前黄同学身体健康,一切安好!网上与此不一致的传言皆为谣言。因抗疫工作繁忙,恕不再一一解释!
传闻漏洞
此外,更多关于该则传闻的漏洞也被网友列出。
首先是“黄同学”的信息。
根据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于2011年11月4日的《2012年度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披露,黄同学为西南交通大学微生物学本科毕业,2012年免试成为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而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期间,黄同学于2014年硕士论文开题通过,指导导师是危宏平。
根据公开学术论文,黄同学有一篇2014年9月参与的论文,危宏平是通讯作者。
论文题为:
Degradation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biofilms using a chimeric lysin
地址: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8927014.2014.905927?scroll=top&needAccess=true
从课题来看,跟所谓的冠状病毒研究没啥关系,也不在石正丽相关小组,在石正丽团队的历年论文中,也从未出现过黄同学的名字。
也能解释为何石正丽被问及黄同学名字时,给出的回答是“并不掌握”。
另外,对于“开篇一张图”的直接导火索,也有网友进一步发现,该网页建立日期是2015年9月20日,但根据危宏平的回应,“黄同学”在2015年7月就已毕业。
关于“黄同学”的相关资料缺失,也有可能是网站维护人员缺乏其资料——从其他同学的资料来看,从照片到资料,也都非常简单,甚至是简陋,不像是统一要求。
第三,从新冠疫情回溯数据来看,海鲜市场依然是最核心的大规模传染地,而阴谋论中的“病毒所”却几乎没有感染案例曝出,这种病毒传播的“舍近求远”,不科学。
最后,还有阴谋论经不住考验的根本原因:
瞒不住。
按照阴谋论的“证据”,在病毒泄露开始,发生的环境和场景,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要瞒天过海,得让多少人整齐划一保持同一套“谎言”?
这一方面是挑战巨大,另一方面低估了科研人员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素养和道德标准,更低估了人类赖以进步的良知。
更何况新冠病毒相关数据,目前已经被全球多个团队完成基因组测序,人造泄露,还得堵住这么多团队的悠悠之口。
太难了,几乎不可能。
所以这套阴谋论,基本经不起推敲。
寻找零号病人很关键,也很难
当然,也有上述传言的支持者会说:那为啥零号病人一直没有进展?
原因很简单,找到零号病人,很难。
先不论此次新冠病毒在武汉的一系列现实情况。
从新加坡找零号病人的过程,也能看出过程之不易。
1月20日到22日,来自全球各地的109名员工齐聚新加坡君悦酒店,参加英国气体分析仪器公司仕富梅(Servomex)的内部会议。
其后,该公司分别有马来西亚、韩国、英国等员工在此次活动后被感染。
而如何在这样一个看似范围有限的活动中锁定“零号病人”?
至今没有答案。
因为除了参会者,酒店内清洁工、招待等都可能是潜在传播者,于是即便时间、地点和人数看似规模有限,但新加坡方面依然表示,追查零号病人依然困难,甚至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而随着新冠病毒研究深入,这个病毒的“狡猾”特性也被逐渐发现。
其潜伏周期之长、传染方式多样(直接传播、接触传播,粪口传播)、发病症状之不明显(超一半早期患者不发热)、引发病症之多样——除了肺,还有肝和肾脏睾丸等……
也导致找寻锁定“零号病人”的工作更加艰巨。
不过,也不意味着抗疫一线的科学家们没在努力。
毕竟找到真正的“零号病人”,对于新冠病毒疫情抗击的最后胜利,助益良多。
但也得知其不易,多些理解。
见风就是雨,会让同样身处抗疫一线的科学家们既要承受加班加点的身体压力,还要经受传言带来的心理压力。
你说呢?
注:出于个人隐私考虑,“黄同学”全名在此隐去。
来源: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量子位 医谷网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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