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江南：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反而对中国医改充满希望

从2016年8月起，健康领域的一系列大动作就不曾停止。一周以内，中央召开两次高层级会议；8月19日，政治局七个常委全部出席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0月25日，这份为中国为未来健康卫生事业奠基定调的纲要全文对外发布；11月8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对外公布……

紧锣密鼓，马不停蹄。政策信号密集频出的背后是不寻常的国内外形势。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的艰难转化之中，2016年前三季度GDP均低于7%的增速。“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这是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研判。

11月7日，“2016中国健康行业政策与产业创新趋势研讨会暨第二届”奇璞奖“提名项目发布会”在上海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在谈到近期的政策导向时表示：“对行业来说，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健康年’，是大政策频出的一年。”从医改角度而言，“当经济走入了新常态以后，医改反而变得有希望了。”

将今年出台的政策集中梳理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型三甲医院的改革。公立医院的改革长期以来是医改当中的难点，也是进展最慢的领域。蔡江南将其形容为“整个医改中最难的、桥头堡的位置”。蔡江南认为，从今年9月5日国家卫计委和财政部出台的关于做好2016年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看，公立医院改革出台的措施思路是对的，但公立医院的改革还是避重就轻的，因为目前真正问题不是出在县级医院。

9月，投资48.5亿元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院区投入使用，这所医院的总床位将达到1万张，位列全国第一

蔡江南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最重要的是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的体制。虽然新医改从2009年就提出了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回避的。

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核心在于政府把人财物的权利真正下放给医院，这个改革对于政府有关负责医疗部门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改革，（因为）要把权利要下放。县级医院的改革是不是真正把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放在第一位呢？需要拭目以待。”

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8日发布的《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中，有关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构的话题也再一次得到了强调。《若干意见》提出“落实公立医院运营管理自主权。转变政府职能，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从直接管理公立医院转变为行业管理，强化政策法规、行业规划、标准规范的制定和监督指导职责。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内部人事管理、机构设置、收入分配、副职推荐、中层干部任免、年度预算执行等自主权。健全公立医院内部决策和制约机制，加强院务公开，发挥职工代表大会职能，强化民主管理。”

在蔡江南看来，“三医联动”（医保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联动）中，医保的改革相对容易一些，也是当下取得最大进展的一个。因为医保改革是增量的改革，关键是“对现有的利益格局不发生变化，不动人的利益，大家都往前走一步，这样的改革没有阻力。”相较而言，医疗服务的改革需要往民营医疗倾斜，这会触碰公立医院的利益；“两票制”等药品流通体制的改革需要把价格当中的水分挤出去，这势必需要在医疗服务领域进行补偿，否则会导致公立医院长期的亏损经营，不可持续。

蔡江南认为，未来五年将是改革的落地期和深化期，怎么落地将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制度创新虽然大有可为，但是改革的难度在逐渐加大。总的思路上体制机制建设仍然是重点。

有意思的是，蔡江南表示，总体而言对中国的医改充满希望，特别是经济走入了新常态以后，医改反而变得有希望了。“如果经济不是新常态，因为经济财政收入很多钱，政府日子依旧好过的话，反而不会觉得医疗健康改革是很重要的事情。”

此前也有不少言论认为，“新常态”下的医疗改革，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决断力。《健康报》此前就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新一轮医改开展以来，国家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在国民经济下行压力显现，经济发展难以保持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医疗卫生投入的强劲态势也可能走向平稳。在新常态下，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投入换机制’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也会遇到比以往更多的困难，需要我们比以往有更多的勇气、更好的智慧，以创新驱动改革和发展。”

医疗改革作为世界性难题，寻找其中的“中国式解决方案”，路漫漫其修远兮。

来源：健康点   作者：汤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