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62岁肺癌患者的幸与不幸

2019年1月24日一早，62岁的王立江（化名）又轻车熟路地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取预约号、开单抽血、等待检验结果，然后把结果送到参加的临床试验项目组的协调员那里。

“快过年了，现在转氨酶还有点高，所以这段时间查的勤一些，希望能降下来一些好过年。”作为一名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1月的北京，身穿一件轻薄羽绒服的王立江乐呵呵的，看起来精神颇为矍铄。

幸运——两入临床试验项目组

与肺癌的斗争已一年有余，王立江庆幸自己遇到并选择了临床试验。

2017年9月，身体一向硬朗的王立江发现腹部不适，在家乡石家庄最好的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肝、肠等科看了一溜，最后发现是肺部出了问题，而且——已到肺癌IV期。

面对这一结果，年轻时曾在新疆部队历练过的王立江在心理上简直无法接受：“我也不抽烟，还一直锻炼，身体素质一直都是杠杠的，当年打篮球在部队是数的着的，就是这退休了，我都能骑车骑两天半，从石家庄骑到泰山！这怎么就肺癌晚期了？”

石家庄的医生也难以给出更好的办法，只能建议化疗；尽管医生也知道，这种方法对待彼时的王立江效果或许并不好，但——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但在北京工作的儿子还是想做更多努力，在儿子的力劝和陪同下，王立江开启了北京求医之路。

抱着“几条腿同时走路”的心态，儿子带着王立江先后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得到的还是相对传统的治疗方案；2017年12月，王立江和儿子又来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在看到此前几份对晚期肺癌并没有太多好办法的传统治疗方案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医生为王立江和儿子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医生说我父亲这种条件，其实还有一种治疗方案，叫临床试验，说临床试验会采取一种新方式治疗你的病，可能比我们现在这种普通门诊的治疗方案会更好”。

在搜索了相当数量的资料，甚至包括国外最新的英文论文后，儿子决定说服父亲参加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临床试验。尽管有些不乐意，甚至还和儿子经历了一些小争吵，王立江最终还是信服了儿子，于2018年1月在医院参加了临床试验项目的筛查。

一切指征都符合恒瑞医药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展的一项PD-1药物的临床试验，王立江在2018年2月开始了全新的治疗。

经历了9次用药治疗后，王立江的肺部肿瘤大幅缩小，但是由于副作用比较大，在2018年10月进行了停药。

停药后，肺部肿瘤又有所扩大，王立江在其后的随诊中，被医生发现他的病理指征又符合和记黄埔的另一项新药沃利替尼的二期临床试验；没有任何犹豫，筛查合格后，王立江第二次参加了临床试验。

“18年12月3号开始用药，一周用一次，到现在1个半月了，肺部肿瘤已经缩小了70%，”这次的副作用也不那么难受，王立江觉得自己很幸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现在能吃也能睡，尽管现在转氨酶高，但是对我来讲心情还是比较乐观的，你看跟我聊天，是不是就不像个病人？”

坚守——招募专员三年从业路

“王叔叔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可以参加两次临床试验，”说起这个例子，厚普医药的招募专员张乔贻也直言幸运。

据了解，当初在发现了王立江符合临床试验的入排标准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医生把王立江推荐给了临床试验项目组的招募专员张乔贻，由她与王立江一家进行了关于项目的种种沟通，最终实现了后者的用药治疗。

而这只是张乔贻招募的2000多个入组临床试验患者中的一个。从事招募专员3年以来，张乔贻与2000多位入组临床试验的患者建立了联系，沟通过的患者更是不计其数。

“你看我这微信里，加的全是患者，”张乔贻打开微信通讯录，里面的联系人全部按参加项目组的名称加了前缀，记录着她过去3年做过的几十个项目。“要不然对不上，而且这是患者自己还是家属，我也会备注上，因为沟通的方式还是会有些区别。”

谈及如何招募到2000多个患者，张乔贻表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招募平台募海棠，那里会有患者主动联系到我们；此外，还通过与各大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式，及时让他们知道现在有什么临床项目正在进行，这样，他们在门诊遇到可能合适的病人，就会推荐参加临床试验，王叔叔就是这样联系到我的。”

据张乔贻介绍，初次接触患者她都会仔细询问患者以往的治疗及用药情况，“这个工作量挺大的，因为患者并不是医学人员，有的病例特别复杂，患者也很难描述清楚自己的治疗情况；所以你要整理出来有用的信息；如果初步符合临床试验的条件，我们就会和患者或者家属做一个初步沟通，其实一般开始都是和家属沟通多一些，由他们再去和患者详细沟通。”

“现在大家对这个认知度还是在不断上升，最早我做这个可能10个里面有1、2个有意向，现在尤其我做肿瘤项目比较多，10个里面7、8个都有意向参加。”据介绍，这些有意向的患者将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进行一些治疗或检查，如果检查结果符合条件再由项目的主要研究者（一般为医院的医生）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入组用药治疗了。

“我初步审核过的患者最后大概有50%-60%能最终参加临床试验。”张乔贻表示，参加临床试验后，临床试验的药物和相关的检测都由项目方承担，对患者来说是免费的。“如果要计算这个花费，一整个疗程下来往往都是几十万，治疗费用可能拖垮一个家庭的，所以参加临床试验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好处。”

“觉得能给那么多患者介绍新药，得到治愈，而且还是免费的，特别有满足感。”谈及自己的职业选择，学习药学、曾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市场工作的张乔贻在此前的工作中，是偶然给同事帮忙临床方面的工作，接触到临床试验，觉得合乎自己的专业和兴趣，于是转行从事起了招募专员的工作。

不过，真正做起来，才发现除了满足感，也有无力感和挫败感。“对大多数患者，可能条件并不符合临床试验的标准，像我妈妈也给我推荐过一个邻居，不符合条件，我妈妈还说‘怎么还有不符合条件一说了’。这个时候我也挺无力的，但不管病人采纳不采纳，我都还是会从一定的专业角度再跟他们提出一些求诊的建议。”张乔贻表示。

不过，对张乔贻心理冲击更大的是，有患者愿意做临床试验了，正在筛查中，人就去世了。“肿瘤项目会遇到这种情况，开始确实是挺受不了的，但是，做这一行，也必须要面对这一切。”

从业3年，张乔贻感到临床试验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患者的配合度也不断在提高。

昂贵而艰难的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的行业发展与药物研发的兴衰紧密相连。

据了解，目前一个药物从研究开始到上市一般要历经化合物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申请与批准、临床研究、药品注册申请与审批以及上市后持续研究。

其中，临床研究在整个流程中所花费的时间是最长。这个阶段主要分为4期。新药在批准上市前，需要进行Ⅰ、Ⅱ、Ⅲ期临床试验，而IV期临床试验通常在新药批准上市后进行。

据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医生邵彬介绍，Ⅰ期临床试验是初步的临床药理学及人体安全性评价试验，从绝对安全的初始剂量开始，观察人体对于新药的耐受程度，同时对人体能够耐受的剂量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

Ⅱ期临床试验是治疗作用初步评价阶段，目的是初步评价药物对目标适应证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Ⅲ期临床试验是治疗作用确证阶段，其目的是进一步验证药物对目标适应症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利益与风险关系，最终为药物注册申请的审查提供充分的依据。

药物研发是个耗时耗财的过程——此前普遍的说法是，研发出一个新药要花10年时间，花费1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此前对一个疾病的基础研究可能要花的数十年时间。

这个金额估算已算保守。据美国Tufts新药研发中心最新统计，新药研发平均成本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约1.8亿美元，到20世纪90年代的10亿美元，再到21世纪初已达26亿美元；与此同时，新药临床I期至批准上市的成功率已经从80年代的23%大幅下降至现在的12%左右。

而在这些研发费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费用都用在了药物的临床试验上。“临床试验的成本占整个新药开发成本的60%，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致力于药物临床试验研究的国际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精鼎医药亚太区研发战略咨询部副总裁李长青曾如此表示。

这一方面是源于各国药物监管机构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进行药品的疗效和安全性验证。于是，临床试验的速度也就关乎了药品的上市时间和销售金额。根据测算，对于一个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金的药物，早一天上市就能带来800万美金的相应收益。

而随着大量临床试验的进行和对于入组病人的要求日益严格，临床试验患者入组已经是越来越难。相关研究表明，患者招募目前在临床试验中占用了大部分可用时间和资源。

美国著名的临床研究信息机构Centerwatch 在过去的5年内每年对美国和欧洲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指出只有10%的临床试验能够按时完成入组，只有三分之一的临床试验机构能够招满受试对象，大约一半的机构被迫延长其招募周期。

再加上如今全球正面临重磅药物时代的结束、专利悬崖的到来，业界普遍认为目前全球的药物研发及相关的临床试验正处于一个低谷时期。

国内临床试验探路

然而，这个说法或不适用于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ICH（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的观察员国，开始在临床研究方面主动与国际接轨。

随后，国内充足的病源和较低的试验成本逐渐吸引了罗氏、惠氏、辉瑞等一批跨国医药巨头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开展临床试验项目，昆泰、科文斯及 Kendles 等跨国 CRO也开始陆续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199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成立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药品管理法规，强化了药品审查制度，逐步完善了我国的药品监督管理体系；2003 年颁布了《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规定，进一步规范了临床试验行业的发展。

2015 年7月，SFDA发布了《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决定对已申报生产或进口的待审药品注册申请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此公告引发多家药企申请撤回药品注册申请。

“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之后行业发展逐步规范起来。”多位业内人士对健康界表示。

“这几年确实发展非常快，我们医院的情况是从2013年1年3、40个项目发展到2018年的280多个。”邵彬表示，仅从数字，就可以看出行业在这几年的大步前进。

据了解，北京大学肿瘤医院1999年经CFDA审核批准，成为首批抗肿瘤药物的“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2011 年7月通过CFDA“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资质认证复查，主要承担抗肿瘤药物的 I-IV 期临床试验实施工作。此前的2000-2013年，医院共承担了401项临床试验。

据邵彬医生介绍，目前国内开展的临床试验除了国外一些新药进入中国所开展的项目外，国内药企的项目主要分为新药研发项目和仿制药项目。

谈及如何选择临床试验项目，邵彬医生表示，“从我们的角度考虑，肯定是能给患者带来最大受益、最有可能上市的项目是我们最希望做的，科研价值大、临床价值大都是我们比较乐意做的项目。”据介绍，2018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展的国内新药的Ⅰ期临床项目达55个，增长幅度很大。

医药创新浪潮下的行业爆发？

伴随中国对医药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本土药企发起的临床试验数量也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从事临床试验相关业务的企业集群为核心的行业。

国内的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SMO（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临床试验现场管理组织）等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我十年前药学专业毕业以后，一心想找临床试验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把北京相关的公司面试了个遍，但是机会真的特别少，后来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机会才进入到这个行业。”10年后，运营着厚普医药——一家专门从事临床实验受试者招募公司的王亚楠非常感叹。“现在，不是机会少，而是行业开始出现缺人的状况了。”

资料显示，跻身国际十大CRO的药明康德、国内龙头泰格医药业绩增长都十分迅速，并在旗下设立了专门的公司专注于SMO业务，而类似普蕊斯这类独立SMO也显示出了良好的业绩增长态势。

“行业发展越快，业务、岗位也就分的越细，以前只有CRA（Clinical Research Associate临床监查员），事都他一个人干了，后来分出CRC（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临床协调员），现在还有专门从事患者招募的。”一位CRA出身、如今在临床试验行业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士不禁感叹。

对这样的趋势，王亚楠认为将长期持续下去：“最近几年国家一个大趋势就是创新药非常多，所以整个临床试验的市场需求一直在增加；而且我们的新药研发可以说现在才刚刚起步，后面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此言不虚。根据食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数据，2017年我国化学创新药注册申请品种同比增长45%，批准的临床试验品种同比增长87%。

不过，伴随市场需求的爆发，临床研究的成本也在水涨船高。“以前做一个项目可能几百万、上千万而已，现在可能几千万、上亿，现在做不做项目都得考虑以后成本是不是收回来，”某大型药企工艺开发总监对健康界表示。“现在整个临床试验各个环节的要求，都越来越规范，人员设置的相应增加，这些都会带来成本的增加。”

据了解，在国内，一项新药临床试验开展前，项目申办方需要获得CFDA审批通过的临床试验新药批件，并获得开展研究的医院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批批件，二者都审核通过后，申办方方可开展临床试验，并全程接受CFDA的监管。

而我国在临床试验机构的认证方面实行准入制，医院必须达到 CFDA 的各种要求，才会被授予做临床试验的资质。然而，这一数字在目前仅为700多，与此对应的是全国有2万多家医院；临床试验对大多数患者有些不可得。

此外，不同的试验机构之间也缺乏消息沟通平台，一些试验项目招募不到合适的患者，一些想参加的患者找不到合适的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只有45%能够按时完成入组。

“的确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工作，让更多的医生和患者了解临床试验，这对整个行业、对患者都是非常有益的，”据王亚楠介绍，“绝大部分医生还是非常认同临床试验的，因为这些医生也希望自己的患者能有更多更好的治疗方式可以选择。”据了解，厚普医药还通过与医疗大数据平台零氪科技合作，利用大数据技术，定位不同病种患者的集中区域，通过技术更高效地招募受试者。

来源：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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